中原文化，在江西的青山綠水間，攪出了最完美、成熟的自然經濟生產方式，達到了在封建社會中可能達到的最高階段。
江西處於這樣一個位置上：從南北朝以來的一千多年間，江南是中國經濟重鎮，這一經濟重鎮建立在以內河航運為主要交通的基礎上。江西正處於長江中部，成為南北交通的樞紐。在中國南北的人文地貌裏，江西也處於“中部”——既無北方氣候的酷寒和幹旱，但也少南方諸多地方世風的綺靡與浮蕩。三麵環山，恰是贛地無時無刻不在張開的一個巨耳，垂聽著那跨越長江正麵而來的北方的教化。鄉民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彼黍離離，稻香漸漸，且“多聚族而居”。
清乾隆年間作過一次調查，全省有同姓的祠堂八千多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居於今德安縣車橋鄉的陳氏宗族。有兩件史實，就足以讓其成為一座中古文化的富礦了：一件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書院，便是唐朝時由陳氏宗族辦的東佳書院。另一件是，也是打唐代起，這個宗族被眾多的皇帝表彰為“義門”。在宋仁宗天聖元年（１０２３年）時，這個宗族已是“聚居二百年，食口兩千”，即是說整個宗族沒有分家，兩千餘人一口大鍋裏吃飯……宋仁宗一邊賜給禦筆“忠孝世家”的匾額，一邊以難以管理為由下令分家，結果分成了十六支三x;x百家。此後，有眾多的支脈流布去了四方，據說四川陳毅、浙江陳立夫陳果夫的先祖，均出自德安“義門”陳氏。
於是，在儒家農耕思想那雙多肉筋虯的手上，小農經濟的堅韌性與宗法製度所鞏固的血緣承傳，被擰結於一起的生產關係，在一片秀美的山川之間，怎能夠不把江西變成宋明兩代的糧倉、稅倉乃至錢倉？至少可以說，皇朝的小半個屁股坐在了贛地。
中原文化，依仗科舉，並依仗因科舉與仕途而廣為彌散的理學道統，使江西一直對其保持著至為密切的臣隸關係。
頗像是中學裏暗戀著一位年輕漂亮的女老師的男孩子，他總會削尖腦袋參加女老師組織的一切活動；江西也總是向威嚴的北方投去熱辣辣的目光，從來都是大一統的積極擁護者。有專家注意到：“這種身分和地位造就了江西燦爛的古代文明主要是近古文明，而這種文明又是中原文明嚴格說是中央文明的延伸和發展。中原興起科舉文化，江西緊緊跟上；中原興起理學，江西緊緊跟上；中原風靡禪宗，江西也緊緊跟上，而且多有發展。致使中原推翻了皇帝，江西的張勳還要搞複辟……”（方誌遠《“搖籃”說》）即便是中原的王朝，隨落地的皇冠有了更迭，江西在有短暫的恍惚之後，也很快“傳檄而定”，“不勞幹戈而向服”，競競業業地做著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典型。
似乎能夠這樣說，當神州大地的政治、文化中心均在中原的皇天後土時，江西成了一塊錦緞包裹著的軟墊，經濟上已經得到深度開發、遠比北方繁榮的南方，伏在這塊軟墊上端恭地叩拜著中原的皇權。
於是，江西曆史上的眾多輝煌，發生並成熟於一個近古的中國，即一個儒家傳統與自然經濟的、鄉村的中國。
於是，江西曆史上曾有過的一切經濟、文化、人才的開放，發生並成熟於一個閉塞的中國，即一個幾乎沒有世界和沿海的概念的中國。
看到過贛江沿岸舟楫如雨、舳艫如城的人們……
做過一個美麗的夢，曾像羽毛一樣輕拂於那“色白花青，光致茂美”的“饒玉”上的人們……
曾以為這方地域，這片山水，在未來的旅途上，會有著恢弘的氣度，輕捷的活力，雲蒸霞蔚的早晨，星鬥嵯峨的夜晚。大概極少有人去想過，當這一切關於中國的定語發生了變化之時，江西會如何呢？
鄉村中國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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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一方地域、一種文化的衰落，總是由隱至現、由緩至驟、由量至質的話，那麽江西以及贛文化衰落的隱性階段，大約起自於清初。
一個對贛地最不構成“利好”的跡象是，宋明兩代氣衝霄漢的人才“牛市”，一下轉捩成了活不新鮮死不斷氣的“熊市”。江西師大曆史係許懷林先生據有關資料統計，明清兩代全國共有進士５１６２４人，江西為４９８８人，占總數的９.６５％，大大高於平均水平。但在江西的進士中明代的居多，達到６４％。《明史·列傳》中的贛籍人也多，約計４０８名。到了《清史·列傳》中，贛籍人隻剩下１０４名，而在蔡冠洛編撰的《清代七百名人傳》裏，被收錄的江西名人更少至２３名，占總數７１３人的３.２３％，排在蘇、浙、皖、湘、閩、粵等省之後，位居第九。這意味著入清以來，在中央政權也好，在思想界文學界科技界也好，江西幾乎推舉不出第一流的人物。
首先看出“江西人文，往昔號稱極盛，近稍靡”的，是清康熙雍正年間的一個江西人，名李紱，號穆堂。他十歲能詩，時人視為神童，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年），舉鄉試第一，次年中進士，先後任翰林院編修、內閣學士，當過禮、吏、戶、兵、工五部侍郎，又做廣西巡撫、直隸總督。他又是一個解縉式的人物，一次，雍正皇帝以為他因鄉土觀念過甚而混淆了視聽，便要殺他的腦袋。在斬首之前，雍正問他：你現在還知不知罪？他答道：我至死也不知罪。出乎滿堂文武意料的是，雍正卻深深地看了李紱一眼，然後笑道：那好吧，朕免了你的死罪，此後你去給我總撰《八旗通誌》吧。該書為清朝一部重要史籍，從努爾哈赤由遼東起兵開始，係統記載了滿清的發展沿革、典章製度及風土人物……
李紱學問廣博，對宋明理學有深刻研究。其弟子多是當時的大學者，如浙江的全祖望，江蘇的袁枚（自稱隨園老人）。桐城學派的代表人物方苞非其弟子，卻在其麵前謙恭地執弟子禮。其古文“剪裁浮偽，直達胸膈，無所緣飾”，時人以為“歐（陽修）、曾（鞏）代興”，“騰越百家，而訇耀一代”。（《穆堂初稿·黃文雋序》）李紱可謂是封建時代江西最後一個在全國有廣泛影響的人物，當樂於識賢拔士的他，放眼中國當時的政治舞台與思想文化領域裏，竟找不到一個可以與之比肩的同鄉，他在《穆堂類稿》等著作中屢屢流露出高處不勝寒之感，並意識到江西開始了颯颯秋風旋旋黃葉中的旅途。他苦心孤旨，很想重現贛地人文盛景，卻身單影隻，無力回天……
一百多年過去，又一次提出這個問題來的是梁啟超先生。
我尚未查到原文，但估計是在其《中國人才地理分布》一文中，當寫到清乾嘉時期的學術成果與代表人物時，梁先生不由得提出了一個問題：在曆史上人文薈萃、湧現過那麽多文化精英的江西，為何在入清以來明顯凋敝了，表現在乾嘉考據學“淹襲一世”之時，這個學派裏竟見不到江西一個拔尖的人物？梁先生下麵的意思，大概讓當今的贛人讀了心頭都會發酸——那便是點不出拔尖的人物，我就給你點上幾個充其量隻有二、三流的人物吧，如寫了《漢唐地理書鈔》的金溪人王謨，其外甥並略有名氣的詩人曾燠……
清末民初，江西以及贛文化的大麵積衰落已是由隱而現了，這個痛苦的再也難以回避的事實，對一般人而言，首先是由傾泄的戰火來宣布、由血染的河山來傳遞的——
１８５１——１８６４年裏，太平軍橫掃了江西１２府６０餘縣的廣大地區，成了翼王石達開率領的西征軍與曾國藩的湘軍作戰的主要戰場。其中，在吉安，曾國荃久攻不下，曾國藩恐其弟急躁冒進，特地寫信勸其要“忍耐謹慎，勉卒此功”，強調不必求破城之遲早，“隻求全城屠戳，不使一名漏網耳。”（《曾國藩全集·家書》）在南昌，太平軍三次轟塌該城城牆，圍城九十天而未得；在九江，太平軍則堅守六年，終被湘軍破城之日，日月無光，雙方血戰直至肉搏四個鍾頭之久，一萬七千守軍將士無一生還……
太平軍起義後，清政府除收原有稅糧，又實行厘金製，即對過境商貨和部分產品抽稅以充作軍餉，從１８６０——１８６４的四年中，江西共向湘軍提供了８５０萬兩紋銀，相當於這四年湘軍全部軍費的一半。此外，往往一場惡戰過後，曾國藩便以搶掠奸淫三天犒賞部下，南昌、九江等幾近一座空城。南昌近郊的麻丘鄉，有一個叫鄒樹榮的士紳，給後人留下了一本詩鈔，記錄了湘軍的不少劣跡：“折屋推門牆”，“公然上婦床”，“茶飯酒肉任取嚐”，“搶奪民物持刀槍”，“殺劫之慘如亡羊”……（《太平軍在江西史料》）
民間多有湘軍官兵來贛一趟便能回去購置房舍地產之說，事實上也正是這樣。尤其是湘軍的高級將領們，個個腰纏百萬，買田千頃，成為當時在全國範圍內最豪富的新興地主：郭鬆林“置田宅值十萬餘金”，劉坤一家有田萬畝，曾國藩的女婿聶輯則有田十餘萬畝。猶如喜好蘇軾詩詞的人，並不妨礙他大塊地嚼下東坡肉、東坡肘子，一向履薄臨深、標榜自律的曾國藩本人，如“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官（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餘三年以來，因位高望重，時時戰兢省察”（《曾國藩全集·家書》），也一樣家有萬畝良畝。（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二輯）
北伐戰爭裏，在江西打出的又是一場場腥風血雨。１９２６年９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南昌，遭軍閥鄧如琢反撲，幾天後退出南昌。因其老婆被群眾打死，鄧部進城後，他下令在全城劫殺三天，“凡青年女子亦殺無赦”。１１月，北伐軍再度沿贛江包圍南昌，軍閥守軍害怕對方利用城外民房隱蔽，挖地道攻城，竟下令用水龍頭噴射火油，將惠民門、章江門、德勝門外一帶的民房縱火燒毀，“火光燭天，剝剝烈烈，怨聲沸耳”，“肩摩轂擊，堙塞街巷，哭聲嚶嚶”，百裏外可見火光。僅這一次，就燒毀房屋一萬多間，燒死一百多人，沿城牆一片包括滕王閣在內，均化為了焦土……
諺曰：“一朝幹戈動，十年不太平”，而贛地遠不止一朝幹戈，十年亂世。接下來，國共兩黨在抗戰前就打了十年，其中有五次酷烈的圍剿與反圍剿，“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茅草過火，石頭過刀”等口號，就是蔣介石在江西喊出來的。江西成了一隻晝伏夜出、善於掘土的犰狳，身上的每道鱗片下，都密布著泥巴屑似的稅捐，僅正式列入省財政收入項目的就有：田賦、契稅、營業稅、船稅、屠宰稅、典當稅、煙酒牌照稅、鹽附稅，稅額之重為前所未有。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用於所謂剿匪。這塊土地上不甘於做縮頭烏龜的人物，大多不是跟共產黨走了，就是隨國民黨走了。後者中，比較出名的人物有穀正綱、熊式輝、程天放、桂永清、劉峙、黃維……而前者，從贛南於都河上走出去的三十萬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時隻剩下了三萬多人，據說平均下來，在長征走下的每一公裏中，都犧牲有一名興國縣人。可以肯定，那沿路倒下的熱血身軀終被春泥與夏蟲化成了一朵朵無名小花的，絕大部分是贛人。抗戰八年中，據國民黨江西省軍管區征募處１９４５年冬的統計，江西被應征從戎的子弟達到了１０３７８８０人，占整個蔣管區應征人數的７.５％，舉凡鬆滬、台兒莊、武漢、長沙、上高等各次重大戰役，無不有江西健兒奮勇殺敵，浴血疆場。此後的三年內戰，江西又未能夠幸免……
從清末到整個民國時代的近一百年中，除了中間的五十年勉強維持著安定外，江西都是各種主義各種旗幟以鮮血與性命為草料的大跑馬場，都是偉人與梟雄、政客與賭徒、理想與野心、韜晦與瘋狂攪和於一起，在地平線上調和出的偌大一片令人心悸的暗紅，與沉重得叫人幾乎透不過氣來的鐵灰！
曾國藩在這裏打出了一個湘軍，經濟上可謂激活了一個湘省。蔣經國在這裏擔任過征兵處長，在他任上每年江西征兵數居全國第一，使之在蔣家王朝的中樞裏由蒙朧而明晰……須眉大氣的毛澤東，更在這裏指點江山，揮筆如椽，創立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與此同時，暗紅與鐵灰色的背景中，贛人裏卻沒有出現一個重臣大吏，如湖南的曾國藩，安徽的李鴻章，山西的閻錫山等；或者以槍杆子說話的軍閥，到民國各地軍閥割據時，統治江西的竟是來自遙遠北方的直係軍閥；或者帶領人民走出漫漫長夜的革命領袖。有的，隻是萬木凋零，百業蒼痍，人口由宋元兩代的全國第一、明代的全國第二，急遽萎縮為民國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的區區１３８０萬人，比起隔壁說句玩笑話該是孫子重孫子輩的湖南，還少去了三分之一。
看來總想爭得某種正統地位的情結，不僅潛伏在大陸這邊一些贛人大腦皮層的皺折裏，也讓一位年已八十的贛籍台胞周仲超先生，嘔心瀝血，扼腕唏噓：
是故大陸江西烈士雖占全國１７％，在台江西烈士亦占三分之二，但在大陸並未換得一個元帥，在台灣袞袞諸公之中更無江西人的份。放眼目前軍政高層，上將或部長，無一贛人，外交部長章孝嚴，身分證雖為贛人，但內情複雜，不言而知……我為此事寫過很多文字，並向有關當局反映，惜以孤掌難鳴不起作用，不免為其麻木不仁感到沉痛。（周仲超《千餘年來贛人贛文化由盛而衰的考證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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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在沒有戰火與硝煙的日子裏，江西以及贛文化的明顯衰落，則表現於贛地於一個驚心動魄的大時代中的冷清與麻木。
發生在１８９５年４、５月間的“公車上書”雖然失敗了，京師的空氣似乎暫時平靜了下來，來自十八個省的舉人們各自打道回府，但它首次突破了封建統治階級曆來的一個森嚴的禁網，開創了近代史上知識分子以群眾活動的方式，議政論政並要求變政的先河。上書的領導人康有為和他的弟子梁啟超，他的朋友陳熾、沈曾植等人，仍留在北京。他們醒悟到，光緒皇帝是讚成變法自強的，他卻沒有辦法越過慈禧及李鴻章為首的舊黨，向一個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作心髒移植手術。他們決意將自己的視線轉去一片金瓦紅牆的紫禁城外，在各色翎帶如雨的官吏中，也在士大夫和科舉生員裏，發動起強大的社會力量，以推動維新變法。
當年８月，先在北京成立強學會，又於上海成立強學會分會，“此會所辦之事情為五大端：一譯東西文書籍，二刊布新報，三開大圖書館，四設博物儀器館，五建立政治學校。我國之有協會、有學社，自此始也。”（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也是在８月，在北京創辦了《萬國公報》，康梁等人親自撰文，每日報紙印發一二千份，分送於公卿官宦。隨後，有嚴複在天津辦出《國聞報》，黃式憲、梁啟超等在上海辦出《時務報》，一時風靡海內，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時務報》既出後，聞風興起者益多，各省誌士爭醵資，合群以講新學，大率不出強學會宗旨之五大端。”（同上）此後兩年內，各省私立之學會、學堂、報館等，分布於北京三，陝西一，上海九，江蘇二，浙江一，福建一，湖南十四，湖北一，廣東十一，廣西二，海外四，共計四十九個。也就是說，它們在江西的周邊地區占到了二十八個，超過總數的一半還強。
在這彌漫於國中士林的靈魂的大痛苦與大躁動中，別說各地康梁這般奔突狂狷、張空拳以呼號的熱血者，就是處卿相之位、此時任湖廣總督又代理兩江總督，且老謀深算如他老家白洋澱湖上一隻久經風雨的老麻雀的張之洞，也瓦缸般破碎了平日裏極深的城府。在又一個賣國的《馬關條約》簽訂後的中國，他有了一種痛徹骨髓的憂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勸學篇·序》）北京強學會成立，他一度列名於發起人內。上海強學會分會成立，他捐銀五千兩資助。康有為來南京，二十多天裏，他與之隔日一談，每至夜深。深得朝廷垂青的一方重臣，竟和自由化人物搞在一起，他本人的自由化言論也是極其犯忌的，他告訴康：“天下有黨，吾為之魁；天下有魁，吾為之黨。”（康有為《與張之洞書》）那意思是說，為了變法維新，咱們得搞一個政黨，我可以出麵當黨的領袖；如果這個黨和黨的領袖已經有了，我也願意做名黨員……盡管日後張之洞又補好了那口缸，與自由化人物劃清了界限，但他心中的憂患並沒有隨之抹去，他仍主張變革，不過得將晚清的變革置於一種中庸的境界。
與此同時，江西境內大抵是平靜的，幾近方外的一座隻聞梵音的古刹。這平靜還異常執著，猶如在炎炎赤道線上一群身穿厚厚的獸皮我行我素走著的愛斯基摩人。與宋明兩代在諸多領域開學風之先和執牛耳者相反，江西在清朝滅亡之前，沒有出過一張類似《時務報》、《國聞報》、《蘇報》這樣傳播維新思想的報紙，沒有出過一本類似《海國圖誌》、《西學東漸記》、《時務論》、《盛世危言》這樣介紹、研究西方與西學的書籍。和以上當時產生了巨大反響的著作一樣，陳熾的《庸書》、《續富國策》，在外省區一再脫銷，多次重版，文化人紛紛以捧讀為快事，在本省卻不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