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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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存天理，滅人欲。”
理學總給我這樣一種印象：一方麵“主靜，主敬，慎獨”，“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既合傳統修身的“克己複禮”之方式，也有“文革”期間老少中國人“鬥私批修”、“狠鬥私心一閃念”的意味。這該是一片細浪輕吻的沙灘，秋水與心境同澄明，白鶴與君子共起舞。這該是一片桃花源般的土地，路不失遺，夜不閉戶，不知貪婪猶如不知魏晉，處處塵靜似雲，人人恬淡如菊。如此說來，理學精粹，便是“藻雪精神”四字。
另一方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為兵燧，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龔自珍全集·平均篇》）。這該是一片高高莽莽的叢林，因為密不透風陽光難以射入而顯得幽暗、森嚴，隻見世世代代，數不清的人影糾纏一起，漫漶一起，野兔一般亂嘈嘈地衝撞，豪豬一般風嗖嗖地搏擊。人們不知道這片叢林最終將要被金蛇似的閃電所擊中，熊熊燃燒起憤怒的雷火，隻忙著將一對對欲望的巨足，踩進滿是水窪的草地，爾後紅黃紫青的功名，便像水一樣豐沛地射出來……
天理與人欲，大約在理學的巨擘那裏是互為冰炭的，否則“存天理，滅人欲”這句話，不可能猶如天憲，成為近千年來指導知識分子的思想基礎。而人群中，聖賢總是鳳毛麟角，因此人欲便成了眼下滅不盡的賣淫嫖娼、盜版影碟、偽劣商品。而且，在封建社會極少生存與機會的選擇，整個價值係統均指向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式的科舉和仕途上，人欲就更被肥皂泡似的放大了。要再撮合起天理與人欲，於一塊理學那高明廣大的匾額上，這調料便一定是虛偽。
明代，是理學登峰造極的時代，也是江西科舉興盛的時代。“四方出仕者之眾莫盛於江西”，“天下之大，士之出於學校者，莫盛於江西、兩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楊士奇《東裏文集》卷三）通俗一點說，贛地是天下讀書人最多的地方，據方誌材料記載，吉安府“環吉水百裏之疆多業儒”；廣信府“下逮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課子孫讀書為事”；南昌府“市井多儒雅之風”……而天下讀書人裏，贛地又是想做官、官也做得多如牛毛的地方，所謂“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車馬多如簇”，對於一茬又一茬的士子來說，這不但是他們在寒窗下銷魂蝕骨的信條，多半也是他們以百姓為草芥的驕橫人生風景。
由士而仕的結果，大批江西籍官僚為各級統治機構的有效運轉自然起了積極作用，但取得官職的現任官員數量大大增加，而且他們的恩蔭子弟，也像潮熱的夏夜裏滋生出的蟑螂一樣爬滿了各地。兩者在政治上享有特權，經濟上豁免去賦役，且廣占田產。僅一個嚴嵩，被抄家後發現，其“廣市良田，遍於江西數郡”，在南昌、新建、宜春、分宜、萍鄉、新餘、清江、新昌八縣，共有良田二萬七千多畝，此外隱漏或貪官乘機侵吞者無法統計。其家人、鄉間豪紳的嚴年，則“富已逾數十萬”……有專家認為，江西科舉之隆，造成了江西的“官禍”之烈，明代尤甚。在袞袞諸公的如雨花翎下，贛地百姓的賦役之重、生活之苦，農民起義次數之多、規模之大，在全國均很突出。
順便提供一組數字。就在千年古村——流坑所在的樂安縣，１９９６年全縣財政收入四千餘萬元，全縣拿工資吃飯的有八千多人，其中副科級以上幹部八百多人，加上一般幹部超過了二千，倘若說每年每人的薪水總計約五千元，這就意味著一年的財政收入僅夠給幹部們發工資。在國民黨時代，全縣的行政機構是財政、民政、教育三科，外加一個保安團，攏共吃官飯的不過百把人。而現在全縣竟有了科級以上單位七八十個，即便是縮在縣委招待所一側、門口長年冷冷清清的縣標準計量局，也有七、八號人，在行政設置上，與農業局、林業局等大局別無二樣。
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因為人們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領域分得越來越細，需要更多的人民勤務員設卡放哨；還是一種熵效應，其實官越多，帶來的問題也越多？誠如本年《望》周刊第４４期《論壇》裏提到的當今一則民謠所說：“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坎多地不平，世間官多不太平”。一個最新的例子是，本年１２月初的《南昌晚報》披露，本市剛建起的一家“垂釣俱樂部”，號稱投資逾千萬元，占地麵積三萬平方米。內中設有垂釣宮、海鮮樓、接待樓、歌舞廳、停車場等設施，一次可容納６００人同時持杆垂釣。如此豪華的去處和不菲的釣價，自然令工薪階層望而卻步。１１月２９、３０日兩天，據記者在現場統計，來此垂釣休閑的公車達七十餘輛，有帶小姐、情人的，有帶家人度假的，有帶客戶來深化感情的，沒有見到一個是騎自行車或徒步前來的。記者一番調查後發現，這些公車中，多是政府部門、執法部門、金融部門的，也有少數企事業單位的。公車釣魚與公款吃喝當然結伴而行，釣至中午，男男女女的“薑太公”們，進了海鮮樓美餐一頓，餐畢，送上來的發票裏，既寫上了這頓餐費，又打入了魚款……
明中葉以後，是理學愈演愈烈的時代，卻又是文人們普遍地失去了價值維係的時代。在宦官和錦衣衛的協助下，皇帝們總在文人裏盤點著一個個詔獄與棄市的腦袋。明成祖時期，僅僅在北京一地，錦衣衛就有十四、五萬名便衣特務。而遍布全國的特務機關及人數，遠比京師為多。這一大規模的特務專製統治，一直延續到明帝國的滅亡。專製製度的酷虐，使文人們長達近三個世紀的內心經曆，堆積著不堪重負的苦難與折磨，他們活得卑微而又空洞；同時，理學精神是百年老酒浸泡下的一根虎骨，靈魂總在呷著這酒的他們，其入世之心一定蠕而必熱，熱而必舉，舉而必堅，堅而必久。反差如此巨大的生存理想與生存境遇，空前地扭曲著他們的人格、蹂躪著他們的人性，在他們身上形成一種如果不能好好地活著，那就墮落地活著猶如罌粟花一樣妖豔開放的能指，以生命之輕來釋放生命之重。
於是，縱欲主義像暮色一樣不可阻擋地降臨了，“一個時代縱欲主義的盛行，自然不必把責任歸結到文人們身上，但是在明代這一特殊曆史時限下，恰恰是文人們將縱欲主義，從一般的政治腐敗現象推演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不誇張地說，明代文人正是那個時代一麵‘欲望的旗幟’”。（費振鍾《墮落時代》）
有論者以為，看明中葉以後的士大夫們的行動方式及其特點，用兩個字可以概括，即諂和訐，很少有人超出此兩字範圍。而在諂和訐上，江西的士大夫裏最具典型的人物，自當是嚴嵩。
還在禮部右侍郎的任上，他奉命去祭掃世宗父親的陵墓，回來後稟報說：臣去的時候，一路陰雨綿綿，祭祀的那日天空卻一下晴朗起來。更神奇的是，在棗陽采碑石的時候，一隻隻潔白的鸛鳥在半空中飛舞，令臣感動極了，真是天神眷愛啊！明世宗本來就迷信道教，信神信得邪乎，滿心歡喜之下，當即將他的官連升兩級，做了“留都”南京的吏部尚書。
此後，眼看著滿朝官員取悅於皇上的手段越來越豐富，有獻白鵲、白鹿、靈芝等“祥瑞”之物的，有獻詩賦與宮廷歌樂的，嚴嵩後來者居上，充分運用起自己的強項——對於皇帝心緒與意圖的揣摩、把握上，他絕對是個傑出的心理學家；對於以文字為原材料，編織起一種熱而柔軟卻又無形的物質，像一方在秋陽下曬過的絲棉，暖暖地貼去世宗的心褶上那些最敏感的部位，他絕對是個高效率的施工者——為皇上寫出了一篇篇齋醮時候禱告神靈的表文，即所謂青詞。於是，嚴嵩不久由南京調到了北京，先做禮部尚書，加封太子太保，又任內閣首輔。世宗並賜給他一方銀印，上刻“忠勤敏達”四字。搞到後來，唯有他寫的青詞，才能讓皇上滿意，史稱“青詞宰相”。
嚴嵩先後構陷過不少人，其中有曾經上書彈劾嚴氏父子的朝臣葉經、楊繼盛等二十餘人，也有他因索賄不成便橫加謀害的王抒……但他最懷有嫉恨之心的，乃是內閣裏的同鄉夏言。
嘉靖一朝的內閣，可謂整個一個溜須拍馬的班子，如果說浙人張璁、贛人桂萼，首先以水浪般波動的長舌點燃起了諂焰，夏言也因善製“青詞”曾獲世宗歡心，位居內閣首輔後讓一大批士大夫們發現，他們所處的時代並非建功立業的時代，而是一個需要諂諛的時代；那麽，在嚴嵩手裏，諂焰漫漫，紫煙團團，已將這個時代燒成一片文人靈魂的灰燼。
大約在道德的墮落者間，彼此最願意區別與強調的東西，就是誰是道德的高尚者，夏言仿佛擺出的就是這一架勢。他入閣早，名望重，對嚴嵩這個接班者視如宵小。平時辦理公務，從來我行我素，隻求皇帝批準，不和嚴嵩商量。據說，後者幾次下帖子請他吃飯，他都不來。最後總算答應了一次，嚴氏父子等了老半天，他來了，入席後什麼話不說，隻喝了半口酒便告辭了，嚴嵩深以為奇恥大辱。夏言掌握了嚴氏父子大量的劣跡，是欲擒故縱，還是時機未到？反正在他要向世宗舉報之前，嚴嵩幾次帶著兒子世蕃，登門求情，本不打算與後者照麵的他，在家人受賄重金之後，在自個的床頭，接受了這對父子大約一定會動之以鄉情的磕頭求饒。
鄉情可能是無價之寶，卻也可能一文不值。夏言本以為由此能將這個老鄉製得服服貼貼，沒有料到的是，後者利用能經常接觸皇帝的機會，屢屢攻訐前者“專橫”。不久，因為收複河套地區兵敗，追究起責任來，是夏言支持了禦史曾銑的主張，世宗一怒之下，殺了曾銑，又罷夏言的官。收束起殿下一張大快朵頤的臉，嚴嵩在皇帝耳邊拾掇起往日的非非怨怨，世宗又生一念，不如幹脆殺了夏言……夏言當然不是人民的好“總理”，但在兩個贛人間比起來，人民更痛恨嚴嵩，京城廣布著一個民謠曰：“可笑嚴介溪，金銀如山積，刀鋸信手施。常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
前麵已經提到，明朝由“江西幫”主持朝政的局麵，從永樂初，一直延續到了成化前期，大概是１４０４——１４６８年左右，前後達六十餘年。但贛人在中央決策層影響的灰飛煙滅，是在嚴嵩終於倒台之後；就是在嚴嵩所處的明世宗嘉靖朝，大概在１５２１年後的四、五十年裏，贛籍士大夫布列朝班的狀況，依然令人為之矚目，除四位宰相裏有三位是贛人，有人統計，先後在中央任職的贛籍要員還有，吏部尚書五人，該部侍郎七人。禮部尚書五人，該部侍郎七人。刑部尚書三人，該部侍郎十五人。工部尚書四人，該部侍郎七人。如果再算上都禦史、副都禦史、翰林學士、國子監祭酒，贛籍要員們可以編成一個連了。
據此，人們便有理由反引出一個推論，要在一個政治上異常酷虐的朝代中苟且偷生，而且還能夠官運亨通，江西的士大夫們唯有一個可能——那便是表現得比一般文人們的墮落還要墮落，或者說在絲毫不以理學為道德屏障，卻以其為一塊玫瑰色的遮羞布上，表現得分外無恥……
隻能由曆史學家們來證實這個推論。在贛曆史的人物長廊中，既有令我們翹首令我們自豪的文天祥、方誌敏這般光耀千秋的偉大鄉賢，也有讓我們唏噓令我們沉思的解縉、羅隆基這樣悲音繞梁的諤諤之士，再有那些逆曆史潮流而動或者像瘴鬁一樣毒化時代風氣的大奸大偽……贛文化才能比較清晰地凸現出它的正麵因素與負麵因素，並如一塊多次淬火、不易碎裂的鐵，堅韌而又恰如其分地鑲嵌於當今贛人的心理框架上。
即便是走出了黑暗的封建王朝，在人們的生存空間獲得了較大地改善後，但隻要仍缺乏現代大工業的曆史，層層疊疊的村落與鄉村中國投影下的城市鋪滿了大地，小農經濟患均不患貧的目光分割著心靈的天空；隻要仍缺乏對權力的製約機製，一種擔心失去眼前權力、向往更大權力的永恒焦灼，造成一個畸型的心理空間，在這個空間裏人性中美好的一麵漸漸地枯萎老去，而陰鷙的一麵卻海綿遇水似的豐滿開來……互不提攜，彼此戒備，勾心鬥角，尋機傾軋，便作為文化積澱的一部分，總在官場上劃出一條習慣性的軌跡——
１９３８年７月間，國內正是一派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高潮。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在南昌郊外的梅嶺辦了一所“江西地方政治講習院”，自稱要將其辦成贛省的“民主櫥窗”。延聘為該院導師的有許德珩、羅隆基、王造時、雷潔瓊、潘大逵等著名學者，又請蔣經國擔任院軍訓總隊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