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7
21
即便是在粗粗對江西人文環境的一番展析後，不僅僅是我，大概還會有不少的讀者，都有了如是的一個印象：在很多方麵，江西隻是一個縮小了的中國。
儒、墨、老三家，站在中國文化入口處的思想始祖。老莊頗有仙風道骨，閑雲野鶴隱逸山林。墨家在俠客的劍光鏢影外，有時一身還有就事論事的工匠氣息
，前者月暗星稀中潛入江湖，後者仆仆風塵去了民間。儒家一臉的憂國憂民，個人品行煞是正派，可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於是進了廟堂。當東漢獨尊儒術，舉國成為了政教合一的大一統格局，春秋戰國以來一個諸子百家自由爭鳴的年代，便被偏偏喜好音樂和辭賦的漢武帝給擦了屁股。儒教有了古往今來天上人間盡在彀中的神話色彩和霸主麵孔。一個最大的擅長是叫人們的腦袋變得像糟了心的蘿卜一樣的漫漫長夜，讓千餘年後的人們發現，除了少數幾個民間郎中、工匠和讀書人，扁鵲行醫，黃婆紡紗，蔡倫造紙，張衡發明渾象和地動儀……從漢代到近代，“全中國那麽多聰明人，都在閑著：人文學科弄完了，自然科學沒得弄。”（王小波《我看國學》）
打程朱學派變儒教為儒學，又在贛地的山川精氣間，與南禪化了的陸王學派相依相折為宋明理學，理學便成了在“仁義道德”、“禮義廉恥”等醬黑色的汁液裏醃製國人靈魂的一口大缸；又是在中國思想史的身上，血糊糊地割去早期儒家樸素的唯物主義、人本思想，卻讓知識分子們渾然不察並變得玄空起來虛偽起來的精神煙土。從此，知識分子大抵上失去了柏拉圖在《申辯篇》一文中所提到的一個功能，即應該是一群牛虻，不停地在叮咬著、刺激著古希臘城邦國家這頭舉止笨重的牲口。相反，卻通過豐沛不衰的科舉製度，成了國家機器的流水線上走著的一批批現任官員或候補官員。在流水線外呼吸的人們，也少有一顆自由的心，他們主動或是被迫地裹脅於一種無形的“君臣之勢”。湯顯祖果敢地從流水線上退了下來，做起了《臨川四夢》。宋應星終於從“君臣之勢”裏拔出腳，躲進了《天工開物》。除此，在近三百年氣數的明朝，既想挺直思想的脊梁，又想挺直人格脊梁的知識分子，便隻有步李贄先生的後塵了——
他有著二十多年坎坷仕途，又和泰州學派的學者時有來往，該學派立宋明理學之狂潮，以為天下大“道”莫過於人生穿衣吃飯勞動。兩者耳濡目染下來，他就入木三分地看清了官場下水道似的肮髒和道學家們醜陋的嘴臉。李贄的一個朋友的哥哥，既是官僚又是頗有聲名的道學家，他在寫給後者的一封長信裏，毫不留情地鞭撻了對方的虛偽，大意是：你和眾人一樣買地置房，讀書做官，遍尋風水，以求後代有福。這都是為自己打算，沒有一點替別人作想的意思。但是一開口談起道學，便娓娓動聽，你為眾人，眾人一體。其實你所說非你所做，你所做的你一定不說……口稱道學的你，既無傳道之意，更無重道之行。比起一般百姓來，他們做什麼就說什麼，作生意的就求貨達三江，種田的就望風調雨順，那是何等地痛快！
倘若不信，可以去圖書館裏那多得似夏草一樣的經史子集中翻翻，像這樣清清爽爽又酣暢淋漓的大實話，竟成了王朝中國的稀世之音。
萬曆十八年（１５９０年），李贄將寫給這個官僚的一些信輯成《焚書》一書刻印出版。後者發動其門生攻擊他為“妖人”、“左道惑眾”、蓄意“造反”，他無半步退縮，又繼而寫出進一步清算宋明理學的著作《藏書》，激昂恣肆之下，書中直指兩程、朱熹為欺世盜名的偽君子。當地統治者給年已７４歲的他加上了“有傷風化”的罪名，他不得已由南方的麻城，躲到了北方的通州。不久，便有密報給時任內閣首輔的沈一貫，沈重彈“有傷風化”的老調，明神宗即下旨逮捕李贄。入獄之後，李贄沉屙日重，當聽說要遣送他回福建原籍，自覺一介病軀挺不過這萬水千山，又想偌大一個中國，無論去了何處，都容不下這區區兩書……萬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３月１５日這天，李贄要求剃頭，剃完頭後，趁師傅出去一會兒，他抓起剃刀自刎而死。在這之前，他留下了“我今不死更何待，願早一命歸黃泉”的詩句。
在王朝中國裏，曆來多的是張勳、胡思敬這樣阻擋曆史潮流的人物，即便是在戊戌變革幹柴烈火的湖南，又因新舊衝突最劇而震動於世。一大批具有湖湘文化相對封閉性背景的耆宿紳儒，其謗聲毀言，恰似湘廚那彈雨般飛進油鍋裏的紅辣椒。當時也是鄉紳、晚年卻在白色恐怖中加入了共產黨的楊度，便十分不齒於維新派的民權之說：“又論西洋各國倡為人人有自主之權之說，夫人人有權則父親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兄不能使弟，夫不能使婦，朋友不相為，至於人人無自主之權矣。”（《論湖南應辦之事》）
取保守立場，在中國曆來無多少信仰的色彩、主義的光芒，不過是因為他要保守的東西，係其安身立命之所。有人統計，在百日維新期間，往日裏養尊處優、屍位素餐、現遭裁撤的官員，約在五千——一萬人內。而廢除八股取士一舉，更是涉及到了全國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僅這兩者加在一起，便能“不謀而同心，異喙而同辭”，折騰出一個“自是謠諑大興，亦遍於天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的中國了……
江西堪稱是中國的袖珍版本之處還很多——
比如警怵於異端。
從胡風到遇羅克，從張誌新到顧準……九年前，我曾寫過“文革”後期發生在江西贛州，以後在胡耀邦任總書記期間親自過問並獲得平反的一樁特大冤案：兩名年輕女子，因反對林彪、懷疑“文革”，也不滿於“凡是派”，先後殘遭槍殺。同時，在曾廣泛同情、聲援她們的幹部群眾中，有近五十人被判刑，總刑期加起來達到五個世紀；有六百多人受到刑事、行政或黨紀處分。（見拙作《中國的眸子》，刊於１９８９年第三期《當代》）在這本書裏，我感歎道：回顧新中國艱辛曲折的曆程，祖國並不缺少任憑鷹隼啄去血肉也要高舉爝火走向高加索山上的誌士，也不乏在令人窒息的長夜中一雙雙能夠透過如漿夜色看到熠熠星光的眸子。但是，殘疾了的曆史，總是要以尖刃湮滅這樣的喉嚨，總是要以黑布蒙住這樣的眸子。
這種對於異端的警怵，不僅來自於一部失控了的國家機器，也幾乎天然地來自無數多的國人，甚至在這之中還包括被視為“異端者”的親人。最典型的是顧準，舉家唯一沒有和他“劃清界限”的，是他年已九十的白發老母。然而至死，又是他的妹妹和時任公安部代部長的妹夫，絕禁了他這個孝子和母親的見麵。在彌留之際，顧準仍深愛著與自己劃清了界限的亡妻及子女，他也體諒了將一幕人倫毀滅的悲劇推至極處的妹妹、妹夫，長籲道：他們也是坐在火山口上嗬！
再有八十年代初，幾十年間的革命大地上，兵戈氣、火藥味尚未散盡，猶如一片劫灰之中，一枝輕櫓驀地搖出了一個杏花江南，冷不防之間，鄧麗君登陸了，以絮語式的淺淺霜花、蒙蒙月色，傾訴式的情人舊劄、故鄉黃昏，乃至嬌喘式的歌吟，風靡了千千萬萬的年輕人，成為那個年代尚不多的時尚之一。對此，並不是少數人深懷著一唱滅城、再唱亡國的憂慮，向風濤深處那個“水深火熱”的孤島，投之以憤怒地一瞥。也不是幾位老幹部，再添上了一個燈紅酒綠、外國廣告亂貼的深圳的印象後，在彼此間喟歎：風風雨雨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
比如“內耗”。
祖籍江西奉新的美國紐約大學教授、美亞研究學會會長熊博士，１９９４年７月回贛考察並進行學術交流時談到，贛人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缺少協作精神，容易產生內鬥。如果在內鬥方麵設立一個諾貝爾獎，贛人可能是該獎項的得主。我感到一陣驚訝的是，去年６月我在美國洛杉磯時，走訪了一位來自上海的朋友。他對我講了一番與熊博士幾乎一個版本出來的話，唯一不同的，隻是將贛人改成上海人。他告訴我，在他的社交圈中，沒有上海人。在他開的一個小公司裏，沒有辦法時，寧可用不太聽話的黑人，懶散慣了的墨西哥人，也從不用來找他時總是滿臉滴著蜜糖的上海老鄉……細想想，也不奇怪，“橫看成嶺側成峰”，“隻緣身在此山中”。在柏楊先生以《醜陋中國人》參與寫作的那個總版本裏，太多的作者，都用過一個令世人熟悉的經典比喻：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是隻蟲。
比如所謂的“懷舊”。
在眼下懷舊正日益變成一種社會時尚的時候，在一些贛人的懷舊裏，常常眷戀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安貧樂道，自然還有——舉國政治激情愈是高漲，贛地愈是自傲於世的革命曆史。在相當多的國人那裏，懷舊，有時也是一個誤會。
毋庸諱言，當今不少中老年人裏，精神上有著一個“蘇聯情結”：
在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柯夫、高爾基等文學大師的筆下，我們熟悉了俄羅斯那寥闊、空曠、令人略感憂鬱的草原，沿岸都是白樺林的靜水深流著的湖泊。蓄著胡須的男人們，一半像農民，一半像先哲，笑聲善良而又爽朗。女人們能歌善舞，年輕時幾乎個個粉白黛綠，鬢影眸光，來了客人總是先捧上麵包和鹽。卓婭與舒拉、馬特洛索夫、古麗雅的道路，像蓬蓬的風一樣，鼓滿了我們青春日記的帆；《三套車》、《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像碧綠的長青藤，撫慰著多少“老三屆人”幹裂的心壁上的寂寞與憂鬱。
我亦如此。即便是蘇聯，在世界的版圖上已化為了曆史的陳跡之後，比如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５０周年的時候，我也曾想起一部蘇聯電影《這裏的黎明靜悄悄》。大概是因為其中有幾秒鍾的裸體鏡頭，當年在國內它還得內部放映，可恰恰是在戰爭中難得的“靜悄悄”裏，導演選擇幾個正當花季的女兵洗澡的鏡頭，展示了脫下粗笨的軍裝後，她們的身姿有著何等的美麗，這分明是青春與和平的美麗；她們的肩膀其實隻有鴿子胸脯般的柔軟，然而這份柔軟，卻敢於麵對傾泄血與火的鋼鐵……
近年裏，國內有製作單位赴俄羅斯拍了一部多集的電視專題片，內容是訪問該影片的演員和導演，顯然這會是一部非常有看頭的片子。可惜迄今我無緣看到，隻是在一張發行量很大的晚報上，讀到了有已經看過這片子的一位先生寫的短文，其中的一段照錄如下——
現在，令人百感交集的是，當年的社會主義蘇聯已經不存在了，這裏的黎明已不再靜悄悄。莫斯科在急切地追尋著現代化，紅場上到處都散發著商業化的氣味，整個社會為著金錢而運作。這難道是當年女兵們願意為之獻身的社會嗎？攝製組難能可貴地專程赴俄羅斯訪問了當年飾演女兵的演員和導演，他們對當年拍攝這部影片依然充滿了真情，表現出難以抑製的激動。雖然他們無法講清對當今社會是愛還是恨，但他們無不流露出對前蘇聯的留戀……
暫不去說比起俄羅斯來，今日之中國，在追尋現代化上表現得更加堅定也更加急迫，天安門廣場上散發出的商業化氣息，大抵也不會弱於紅場。那一個問號，同樣能夠赫然擲向長眠於我們這片熱土下的千萬先烈……要說的隻是，其字裏行間，彌漫著作者、也似乎彌漫了這部影片演員與導演濃濃的懷舊意味。可我讀出來的，卻是一個誤會。
曆史，早鑽出了一個黑黢黢的巨大蠶繭：
在前蘇聯的大地上，曾長期磐石般地壓著一片“難以忍受的重荷”。一邊是耀武揚威的龐大軍事機器，一邊是瘦骨嶙峋的國民生活。大地上不乏“那些把自己置於革命之上的人，那些想加快革命進程、想使明天在今日就提前來到的人，那些想做好事卻幹了壞事的人，那些想促使時間和進步的輪子轉動得更快一些的人，他們完成了他們想辦到的事嗎？數以百萬計的人毫無意義地犧牲了，數以萬計的有才華的生命過早地死去了……”“他們是多麼優秀、純正、精力充沛的人嗬，這些將壯闊的浪漫的理想主義帶進了墳墓的早期的革命者！他們是歌手、犧牲者、盲目的狂想者、革命的烈士”。以上引言，均見於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拉娜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
更砰砰叩響我心門的是，在前蘇聯的著名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裏，有這樣一句話貫穿於始終——道德就是講真話。毫無疑義，唯有經曆了沒有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而必然形成的全民性撒謊的年代的人們，才能對道德作出如此簡明如此深刻卻不無悲涼的定義……
我想，經曆了“反右”、“文革”等一係列運動的中國人，飽嚐過短缺經濟滋味、每月隻有三兩油半斤肉半斤餅如今養活一條狗也不夠的中國人，不會去懷念這樣的年代。我們懷念的隻是不懼腳下層層的苦難與血淚，俄羅斯人民決意朝著符合人性的生活進發的探索精神和英雄氣概，還有俄羅斯民族的靈魂中那寧靜、睿智而又沉雄、博大的美，好似劃破昏暝的極地光一樣，將升華與深邃著我們這代人的精神。
林子一大了，什麼樣的鳥都有。或許，國人中有人脖子上有一塊“通靈寶玉”，而這塊玉落在了那個舊年代的廢墟裏，但他們以自己的懷念，誤會成了別人的懷念。那位已經去了孤燈黃卷裏打發日子的戈爾巴喬夫，當年絕對沒有崩天裂地的能量；前蘇聯的灰飛煙滅，也決不是葉利欽登上包圍國會的坦克車上振臂一呼的結果。一個盧布的購買力一度驚人地貶到九千分之一的動蕩年代，倘若是換到別的國家，即便不內戰一場血流成河，也得至少十年軍事管製。可俄羅斯人民就這樣咬著牙和平地挺過來了，到１９９７年，通脹率已跌入３０％以下，而國家進入了國際競爭力排行榜的前５０名。倘若我們真認為今天的俄羅斯，是俄羅斯人民自行選擇的結果，如同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一樣，便不會輕率地評說別人在“流露出對前蘇聯的留戀”……
懷舊，倘若被誤會成了守舊，我便想將一句話寫在這裏——
我們不一定都會去讚賞紅場上那到處散發出的商業化氣味；
我們卻絕對拒絕當年天安門廣場上那狂飆突起的紅色海洋。
比如“官禍”。
我忘記在哪篇文章裏看到過的一個統計數字：在清乾隆年間，全國平均四萬個百姓養一個吃“皇糧”的。到了國民黨時代，是四百個百姓養一個吃“皇糧”的。到了今天，則是每四十個人裏就有一名幹部。這個統計數字是否準確，可暫存疑，但因為昔日計劃經濟的政治邏輯就是無限政府，官員們自然在政府無孔不入的一切領域中大大地膨脹開來，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官員們一多，辦事就難，若沒有關係，你就得出入動輒便是“榮國府”、“寧國府”這般侯門深似海的大院。不經過七、八道高高的門檻，不讓你從骨頭縫裏也充分領略權力那沉甸甸的份量，你就難蓋上那個印。官員們一多，還有一個被天下百姓看麻木了說倦了卻依然遍及天下的吃喝風——
九年前，我在《人民日報》上發了一篇雜文《美食家的自白》，大概說了一些老老實實的話，在該報文藝部主辦的這次雜文征文活動中，被評了個一等獎。文中，我有如下大意的話——
我察覺，我國的曆史文化遺產在許多方麵都是粗疏的，重直感而輕理性，似宏觀而又少微觀，但有兩個方麵是極嚴密、極係統的。
一是吃道。各地有各地的菜係：粵菜，川菜，湘菜，魯菜，淮揚菜……各地有各地的小吃：昆明的過橋米線，鎮江的小籠湯包，寧波的湯團，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成都的夫妻肺片……前者不厭其精，後者不厭其詳，令洋人們見了目亂五色，吃了咂舌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