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官道。古代官吏有九品，始於魏晉。各品之間官俸自不相同外，對各自的官服、帶、冠、魚袋、笏等，也有嚴格的規定。以唐為例，三品官服為紫色，腰環金玉帶，頭頂三梁冠，胸佩金魚袋，手持象牙笏。降至六品了，對不起，服色為深綠，腰環銀帶，頭頂一梁冠，胸佩銀魚袋，手持竹木笏……犖犖大端，不一而足。這深厚的傳統到了今天，便是從工資、津貼、住行、電話，乃至到逝世後追悼會的規模，放在一廳還是二廳，訃告登不登報，能登的話是登在一版還是四版……這林林總總，無不和一個人的級別有關係。
莫非是吃道淵源了官道？莫非是官道弘揚了吃道？這就成了一個如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古老命題了。但從兩者如此相似來看，我相信，曆來為官者，多半是與美食有緣的。世事更迭，秋風又是。沒有料到的是，我的這一看法，依然沒有如前蘇聯似地黃葉西去——
近年來從中紀委，到各地省委，三令五申，金牌如火，堅決製止公款吃喝，製止黨政官員出席與公務有關的宴請活動，強調工作餐隻準四菜一湯，或者實行分餐製……還有從南到北，處處不脛而走的順口溜，這民間文學不要署名，不要稿酬，無須經過誰的審讀，因而也無媚俗之嫌。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談吃喝風的，諸如：“××不怕遠征難，千杯萬盞隻等閑。白酒啤酒騰細浪，生猛海鮮走肉丸。三杯下肚心裏暖，一日不喝心裏寒。更喜茅台五糧液，‘三陪’過後盡開顏”……
這張嘴巴，一般都長在坐上首的人的臉上。也許，起初它還有幾分緊抿深沉，但在兩邊的嘴唇水浪般波動地逢迎下，它很快便淺斟低笑了。一杯酒下去，它已經作親切平易狀了，於是，一次官民同樂的時刻便來到了：箸杓來往，星流雨急，杯盞叮當，妙如天音。兩瓣紅唇，一開一合，宛如花間彩蝶，視物幻變姿影，嚼肉時生猛狀比瘋狼，吮汁時輕巧猶如水蛭……
當喝得每人臉上都是一片血色黃昏時，兩邊便都獲得了一種醺醺然的心理滿足：被請的，在以牙簽剔去牙縫裏殘屑的同時，還在心裏琢磨著，權力正怎樣地改變著世俗的生活：以眼前的酒桌為例，隻要我帶著權力而來，哪怕我有著一副美洲豹的胃，我就不能稱之為饕餮。講莊重些，我是代表黨和政府，去祝賀去鼓勵，去提出希望去聽取彙報的，在這裏革命就是請客吃飯；講粗俗些，我去了，
不是我肚皮裏裝進了什麼，而是我從自己人人仰望的麵子上慷慨地拔下了什麼，我往那上首一坐，就像是一道最豐盛的菜肴往席上一擺，頃刻間，令眾人目光與四壁一道生輝，興致和脾胃共同大振……
請客的，或者稱之為買單的一方，猶如破了皮的包子，滿是閃閃油光的額頭下，眨巴著一雙不再那麽恭謹的眼睛。對著被請的，他也在心裏思量，當今的權力，在紅燈綠酒、曼舞輕歌中怎樣地被改變著，什麼衙門高築，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什麼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權力並不是一個全身鎧甲、刀槍不入的家夥，它具有人性的全部弱點。因為看到了某種可能性的前景，他興奮地鼓起一對如甲亢般的大眼，喚著：小姐，我們的領導同誌難得有這樣鬆弛的時候，你還不陪他唱一支歌？於是，在卡拉ＯＫ聲中，十個指兒春蔥似纖細的玉手，一下攀上了被請者的肩頭……
幾十年前，毛澤東同誌曾經這樣教導過我們，大意是小生產者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每日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著資本主義的傾向。當今，在中國的大地上，從氣象萬千的煌煌大都，到巴掌大的泥巴味兒還沒有脫淨的縣級市，沒有一天、沒有一頓不在上演這樣的場麵。
吃道仍在不斷升級，別人請當然去吃，別人未請，就自個兒變著法子吃：幹部會，業務會，表彰會，現場會，講習班……屢屢有消息見於報端：一個縣的財政收入，一年不過幾千萬元，但一年的招待費加起來，就近千萬元。一個村子，因為土地征用，有了百萬元的賣地收入，半年下來，村幹部們便吃掉了三十多萬元。本年６月３日，新華社又發一條消息，河北省臨漳縣萬人評選“吃喝大王”，被評上的是兩個前後任的黨支書，村裏窮得蓋不起學校，他們卻把村民的提留征購、計劃生育罰款等，吃得隻剩下一堆白條、欠條。
我是在《南方周末》上鄢烈山先生所開的專欄裏轉讀這條消息的，針對還不是千夫所指，而是萬人所指的兩個家夥，受到的處分不過是“留黨察看”，鄢先生有理由問到：
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一分子的“黨員”，其底線究竟在哪裏？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就那麽短缺“先進分子”嗎？
真不知這樣的情況，已經瘋狂到了怎樣的程度，在國家和地方的統計局，未見有每年所謂招待費的統計數字，但要找個感覺並不太難，人們可以注意一下，在自己的視野所及之內，有多少基本上一日兩餐都忙得無須回家裏去吃的“公仆”，即也是新民諺裏“三條基本不動”之一的“工資基本不動”是也……
即便耳朵裏早已木然的我，對此也不能不瞠目結舌，那就是吃光了國內的，就去吃國外的：今年以來，在杭州有澳洲空運過來的皇帝蟹，之所以號稱皇帝，大概是幾公斤一隻，身架龐大，八麵威風，每斤價格要一千多元。在廣東，則有新加坡空運來的金龍魚，這是一種名貴的觀賞魚，賣到了幾千元一斤。有外商進來看了，一下大跌了眼鏡，恍若這不是在紳士楚楚、仕女翩翩的高級酒樓，而是一腳踏進了瘴氣彌漫的野人群落……金龍魚還飛去了東北，廚師們撓頭抓腮，“
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好在當今已是個信息社會，他們不恥下問，在長途電話裏學來了這種魚的烹調方法。無疑，能有如此膽魄，消受此類魚蟹的，隻能是老食客了；而吃了不覺心疼，吃完該唱歌就唱歌，該跳舞便跳舞，那買單者付的帳，十有八九，該是“人民公社”的銀子。
我覺得，已經很難用缺乏黨性、貪圖享受、脫離人民群眾一類常態下的話，來評說某些人了。按理說，再好的東西，也總有吃膩了的時候。就是吃不膩吧，可單是別人買，肚皮卻是自己的。膽固醇，高血壓，心髒病，就算湊在一起，也鬧不了“暴亂”，可腆著一付懷胎六月似的大肚子，彎下腰來係個鞋帶，或是去車間田頭，要和群眾促膝談心，話話年景與家常，那雙腿卻簌簌地搖晃，一顆心也跳得怦怦地像要飛出去，這場麵有多尷尬，這滋味有多難受？那張嘴卻止不住地要吃，一到了酒桌上，它就津液漫漫，牙磨霍霍，開合似電，吞吐生風！一個心思也禁不住地要去思忖，要去策劃，能夠以個什麼名義，再找個什麼地方去吃吃……
在中國，現在還得加上放眼世界，除了實在啃不動的桌子外，四條腿的東西，還有什麼可以引入咱們淵源流長的“食文化”？似乎是天下荒年，全世界的人們都在蝗蟲般地搶吃，自己再不吃，明天就沒有吃了。也像是在那牙床的磨擦聲中，不但味覺上獲得了極大的刺激；還在心理的背陰處，一個平常看起來各方麵循規蹈矩的人，獲得了一種正在突破什麼、淩虐什麼的快感。
我講不清楚，這到底是一種具有多少生理學、心理學，還有社會學內容的快感，但我想起了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的那個夏天，他目睹原本對戰爭充滿了驚恐的維也納，現在卻車站上天天旗幟飄揚，音樂聲震耳欲聾，列車上擠滿了麵色喜氣洋洋的新兵；而在酒巴與咖啡廳裏，要想找一個人來進行理智地談話，已漸漸成為不可能了，愛好和平、心地善良、視音樂為靈魂的市民們，如今卻像喝醉了酒似地殺氣騰騰……
對此，茨威格寫道：
說不一定在那種飄飄然的感覺之中，還有一種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類襲來的驚濤駭浪是那樣猛烈，那樣突然，以致把人這種動物身上暗藏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騰到表麵上來，那就是佛洛伊德已深刻看到的、被他稱之為“對文化的厭惡”，即要求衝破這個有法律、有條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
我無意要把今天的某些官員們，和八十多年前的維也納市民們聯係起來，我引用茨威格的這段話，隻是想提請世人注意，人類身上可能存在著一種用理性與一般是非標準難以約束的失控現象。
奧地利人失控了，將歐洲一片最美麗的河山，綁在了隆隆的戰車之上，為那個時代最大的犯罪行為推波逐瀾，如虎添翼；中國的部分官員們一味在吃喝上失控下去，當然還不至於火光衝天，血流成河，但前景也足以讓人憂慮。忘記了在哪本刊物上，讀到一篇訪問俄羅斯的觀感，走到哪個城市裏，不乏栩栩如生的雕塑，歲月悠久的噴泉，以及新鮮豔麗的花束，還極少見到燈紅酒綠的招牌和烹龍炮鳳的縱欲場麵。其中提到，同行的長篇曆史小說《曾國藩》的作者唐浩明先生，他對此深有感觸，說道：相形之下，國人太注重吃，亦太能吃，一到夜晚，走到哪裏，食館和娛樂場所都攀比著高檔和張揚，每當這種時候，他就有國家和民族會被吃垮的憂患……
我則這樣想過，倘若不是鄧小平以一國兩製的睿智構想，創造性地解決了香港的回歸，而是派三十萬幹部浩浩蕩蕩地跨過羅湖橋去接收，那麽，即便港島今天已經富得太平山下那攢天立雲的，不是密集的摩天大樓，而是黃金的巨塔，鑽石的瀑布，可這種吃法，有個年把的時間，它也會被吃空！
“官禍”，“官禍”，光是一張嘴巴，就為禍之烈！盡管看來中紀委難管住這加起來有萬裏長城長的嘴巴，本人也難管住自己的嘴巴，但百姓們也不必哀莫大於心死，以為說了等於白說。因為黨的十五大強調要深化著的經濟、政治體製改革，有一交叉點便是，市場經濟要求政府最為根本的職能，隻是保障財產權和經濟自由，後者一旦不做千手佛而將自身規範為有限政府，就必然得大刀闊斧地剪裁冗官……
自然，贛地等同不了一個地域廣博而又迥異、文化離披而又衝折的中國。
它隻是對於一個傳統中國鄉村中國內陸中國，具有一種極大的前驅性力量。
隻要看看這一事實，便會承認用“極大”兩個字，來定語這一力量並不為過：明朝嘉靖萬曆後，開始的江西及贛文化的衰落，恰恰同時伴生著江浙沿海沿江一帶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與實學思潮的湧動。然而，後者並沒有在中國普遍成長開來，從而引起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關係的巨變；倒是贛地成了整個中國衰落的先兆，如果以１８４０年的鴉片戰爭為標誌，早已做了破落戶子弟的江西，如春寒的山坡上點點的白花、黃花，在這之前，為其母體苦苦地做了１５０年的鏡子。中國卻忽略了這麵鏡子，以大清那剛剛從煙榻上起來的慵倦而又七孔通竅之身，悠然紮進了快槍洋炮的雷陣之中……
對於那些喜好研究地域文化、卻又可能在所謂“中國文化的另一種讀本”中隱去了贛文化的先生們，這確是一個富有挑戰意味、又能讓他們坐下來深長思之的問題。
江西在文化上的悲劇性角色，便這樣確定了。
在既成了母體的衰落之先兆後，卻未能比中國的許多地方，更早地退出那灰色雨雲般蠕動的曆史之潮。幾乎在中國每一次激濁揚清的時刻，我們都未能大氣長舒；幾乎在地域文化的每一回命運大分野中，我們都小家碧玉似地姍姍來遲。要不，總有一件精神的迷彩服在前麵虛幻眼睛；要不，失去虛幻之後，又接踵失去了底氣。倘若那片曆史之潮，猶如蝸牛經過處，其分泌物必留下一條閃亮的印跡，也一定要在人文環境中鋪下一叢叢隱形的荊棘，那麽，要想不紮到手，又少刺到腳，與其它地方比起來，走在贛地，你便得多付出幾倍的小心……
如果說在文化上，今天存在著一個現代中國城市中國沿海中國，而且我們的耳朵裏，幾乎日夜喧騰著它們的聲音，恍若白花花的泡沫，不斷從裝了螃蟹的竹簍裏冒出來；那麽，一個傳統中國鄉村中國內陸中國，並沒有成為戰國時代的編鍾那般渾厚、蒼茫的絕響。它們雖然常常桃李不言，不像深圳的摩天高樓和大上海氣勢如虹的楊浦、南浦大橋那樣，成為一個光彩絕倫的景泰藍花瓶，放進時代的櫥窗裏展覽。它們卻在本質上，更多地決定了今天中國多數人的生活，更接近於今日社會之深層狀況……
後者終究要送進曆史博物館裏。但在未送進去之前，江西則幾近一塊活化石，更多地保留了它們的文化精神。或者說，江西將是下個世紀的中國，在現代化之戰中的一片最艱難最膠著的陣地。
我真不願意在世人麵前，如是地描繪江西的文化角色。
我想象著珍珠的生成過程——
當砂石被置於蚌的體內時，它柔軟的肉體一定顫顫發抖，硌硌生痛。但是蚌沒有別的選擇，能做的唯有以自身肉體的掙紮，去接受砂石全方位的磨砥。於是，生命的奇跡降臨了，那粒粗礪的砂石，變成了一顆晶瑩奪目、溫潤如玉的珍珠。
江西是我的故園。
雖然在這塊土地上，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做子女的，找不到三十多年前猝然而去的母親的骨殖；但南昌市近郊一處靜靜的墓園，以滿嶺的鬆樹，接納了一年多前作了古人的父親。我們這一家的喜怒哀樂，生離死別，乃至長恨歌哭，幾乎都和這片土地有著不解之緣。
此外，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各科知識，一半以上的社會認識與社會經驗，也是江西給我的。江西是我的一位盡心盡責的老師。如同不能怠慢故園一樣，我不能欺惘於老師，我隻能將堆積在心頭已太久的話，原原本本地掏出來。哪怕它們會表現得有某些偏頗、激烈，也不願意將它們剪裁一遍後，又熨燙一遍，再鑲上幾道豔麗的花邊，以表現我的圓融通達，或按南昌話說，便是此人“識眼”、“得轉”……
江西啊，請原諒了；
我可能是個有些固執的學生，但我卻是你一個誠實的學生。
《其實憂患遠大於歡樂》
我隻相信這一點，當一個傳統中國鄉村中國內陸中國，在朝著一個現代中國城市中國沿海中國發生全方位地深刻嬗變時，中國才能一改一張被風雨鞭打、青銅般剝蝕的老臉，俯瞰一片生龍活虎、流光溢彩的大地神州；江西才能一除精神上堆積的皮下脂肪與贅肉，澎湃起我們先人一切的光榮與夢想……
22
登上村東黛青的東華山，一腳踏進了一幅雲煙滿軸的水墨畫裏。放眼全村，烏江河如玉如帶，環繞而去。沿岸的株株香樟，偉岸而又古雅，交錯的茂葉與虯曲的枝幹，蜿蜒如一條蒼龍，在無言地述說十一個世紀的滄桑。
走在這水環山抱中的流坑村裏，七條方正有序的小巷上很少有人，那徘徊著的身影，多是三三兩兩的遊人，他們在被磨得光光的鵝卵石上擦出的足音，讓這小巷裏與石縫間苔痕一樣滿鋪著的古典故事，一陣兒醒來，又一陣兒昏昏睡去。村子裏總是靜靜的，一如一幢幢有著徽派建築之風的高府深宅中，天井裏幽幽的光線，照著牆簷窗門上所嵌所鏤、仰俯即是的匾額楹聯，泥塑磚雕；或者像巷口那座座風蝕雨剝的門樓，猶如一個端然凝視的老者，在緬想當年開門即是泱泱水光的碼頭，碼頭上下，船工排工們大碗喝酒，大臂揚波……
在這個絕大多數村民姓董的村子裏，現有８００多戶人家，近５０００人口。有近千人去了沿海地區打工，他們都是年輕人，倘若知道了這些年輕人的老祖宗是漢代大儒董仲舒，不知老板們在對待他們的態度上，是否會有些微妙的變化？留下來的中老年人，多半種田了，村裏沒有企業，也早沒有了遊走四方的船工排工。也有人在家裏開出小小的南貨店、藥店或是煙攤，從秤具到包裝，還有那些裝有各種中草藥的一格格抽屜，都是舊式的。一天裏沒幾次生意，主人在漫漶著一片古意的店堂裏，木木地坐著，或是走到門口來，看幾個娘們玩一種以古幣作牌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