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像是一幅黑白兩色、明暗相間的民俗圖。倘若不是我已經知道了流坑這千年的流變，這幅恬靜的民俗圖，怎麼也不會讓我想起，千年以來，在這麵積不過３.６平方公裏的一個村子，竟書院林林，書香盈屋，書聲潑天，由此宋明清三朝，據樂安縣誌及本村譜牒記載，共出狀元一名，進士３４名，舉人２００多名。上至宰相、尚書，下到知縣、主簿教諭者，近３００餘人。還有理學家、經學家、文學家、書法家、醫學家、武術家數十位。那時，村子裏有多少人家是文藻翰彩，鍾鳴鼎食，再看小巷裏走著的香車寶馬，碼頭上迎送著的冠蓋如雲，難怪明崇禎九年（１６３６年）１１月２５日，臉上落滿了三山五嶽風霜的徐霞客，發現了這深藏山中的流坑時，當晚不無驚訝地寫道：“其處縱橫，是為萬家之市，而董姓為巨姓，有五桂坊焉。”（《徐霞客遊記》）所謂五桂坊，係紀念有一年董氏兄弟叔侄五人同科進士。
給我心靈衝擊最大的，卻是聽說了眼下全村這幾百戶人家，沒有訂一份報刊。今日之種種情狀，我都不想了解了，有這麼一件事情，我便看到了一片文化的廢墟。我還想到另一片曆史的廢墟：走過狀元樓、五桂坊、翰林樓的殘跡破貌，
出現在眼前的是荒草淒迷中的董家祠堂的遺址。往昔祭祀和慶典的日子，這裏便集中了董氏各房的子子孫孫，一排排叩拜先人靈位的，有發奮苦讀的身影，有金榜提名的得意，也有暗度陳倉、將以銀子換來功名的心機……現在存下的，唯有被軍閥孫傳芳部下一把大火燒剩下的五根巍然石柱，以永恒的無言之勢，永恒地垂問著莽莽青天。
一千年可以過得很柔情，
一千年也可以過得很殘酷。
一千年下來，可能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一千年下來，也可能兩手空空，一無所有。
除了本世紀二十年代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的那把赫然大火外，還有誰，應該對眼前這片文化的隕落負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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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古到現代，在祖國曆史的廣袤蒼穹上，傑出贛人們的名字可謂已經彙成了一條銀河。好像有一曲流行歌的名字叫《星星點燈》，倘若指望從贛地的山川上放飛出去的星星，一片清輝給故土點燈，這份指望早就變味成了奢望。
一個日益鮮明而又嚴峻起來的事實是，我們得承認，一代又一代贛籍知識分子，未能擔負起自己對於贛地應盡的責任。我想其中的原因，首要的一條是，江西長期充當人才的“搖籃”，並不源自於改革開放後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落差，這一期間驟然加大的落差，不過使往日裏泥土下雪水般汩汩化去的人才流失，變得像奪百丈險關而下的訇訇春瀑一樣觸目驚心！
往上溯，宋朝時，江西很多出去當官的，最後都沒有回來。我們津津樂道的唐宋八大家裏，北宋有六家，而贛人便占了三家，中其二度為相的王安石，從王朝激烈的政治漩渦中退下來後，選擇了江寧（今南京）駐下自己生命的晚秋，或尋幽策杖漫步，傾聽天籟，或居家憑欄小憩，細數落花。昔日大感疲憊的身心，在歲晚的流光中，被掏洗得恬適而又恬靜，他曾有詩記下了這一心境：
月映林塘靜，風含笑語涼。
俯窺憐綠淨，小立佇幽香。
攜幼尋新，扶衰上野航。
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
歐陽修也是以一種最悠閑的方式，來打發下台後的日子。因為有藏書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每日又常常是棋一局，酒一壺，老翁一人，他便以“六一居士”自稱，終老於湖南。另一位是曾鞏，死後也未歸葬故土。此外，“江西詩派”的領袖黃庭堅死在了廣西……在宋朝，若官退後願意留在當地，又獲得了朝廷的批準，便可以“流寓”。中國人溶於世代血脈裏的一條律令，是“樹高千尺，葉落歸根”。對於士大夫而言，建立了功名之後卻不返鄉光宗耀祖，則無異於明珠暗投，錦衣夜行。這幾位最讓後代贛人感到驕傲的老爺子，官退後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流寓”，甚至他們的靈柩也沒有葬在鄉土，這是否意味著，江西有些大知識分子政治意識太濃，在骨子裏就淡薄於故土觀念，人人以懷抱大中華為己任；亦或意味著，即便是在贛地輝煌贛人風光的北宋，作為大政治家、大文學家的他們，那雙乾坤盡收的慧眼，已經在些許方麵對故土持有了深深的失望？
其次，有些知識分子不能活血化迂，生津補氣，反倒本身就是江西身上陳年的風濕，每遇刮風下雨便隱隱生痛。
我有一位朋友，他在複旦做碩士畢業論文的題目是《明清鄉鎮誌研究》，全國已有的鄉鎮誌，他基本上看遍了。他告訴我，從地方誌裏能夠看到，明清時絕大多數官員須告老還鄉，贛籍的官員們退職後，人雖然回來了，對地方所起到的作用卻遠不如江浙籍官員。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鬥爭中，後者往往站在桑梓一邊，注重鄉計民生，與新興的市民階層關係密切，有的人親屬就是商人，從而能夠形成比較強大的鄉紳力量。地方誌裏時有經濟活動的描述，比如當地如何集散貨物，商業怎樣得到繁榮，以及民間對苛捐重稅的牢騷、對地方某些官員搜刮錢財的不滿記載。而前者在這一鬥爭中，多持無動於衷的態度，他們大都是書香門第出身，在優越的血統感和道統感下，他們可以在一些地方公益事業上牽頭，比如興學修橋鋪路，但很難在伸張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上薪傳火播，為民請命
。在顯然最後得經他們定奪的地方誌裏，不乏對朝廷的歌功頌德，極力宣揚教化，表彰當地的仁人貞婦，有的僅烈女的記載，便多達洋洋幾卷……
再有，前文已經粗粗拉出一張現代贛籍著名學者專家的名單，這上麵的人物，在本行業之內，可謂人人懷抱藍田之玉，個個手執北海之珠。多年寄身在外，倘若月白風清之夜念及故園，並在文化上給予投射與昭告的話，他們中的一些人也一定是把刀子，這刀子會劃破贛人心理框架上久已熟悉的布景，讓我們頗為怵然地看到藏在後麵的東西。但這般的刀子，銳利於此，多半也就鋒快於彼，當刀子在一個時代得到欣賞、繼而在又一個時代被堅決收繳時，如果他們關於故土的命運曾有過深刻的思索，這份思索也就一並收繳進了曆史的煙塵。
其中，我想稍說說羅隆基先生。這倒不是因為他大約是政治學在中國的開山之人，又是現代史上重要的社會活動家和中共統一戰線的代表人物。而是我總感到，倘若他沒有在６９歲上猝然死於“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而是像費孝通先生一樣熬到了東方既白，且恢複了滿臉的紅潤，那麽關於贛文化之磨砥與激活，贛文化人早就有了一員領銜的大將……
留學英美歸來後，先生對文學性質的《新月》雜誌進行改革，倡導發表抨擊朝政的時評、社論，由於痛罵蔣介石，後者下令教育部勒令上海光華大學解聘了他的教授一職，又派特務突然闖進學校將其帶走，在遭監禁六小時後，胡適、宋子文聞訊趕來，將其保釋。此後在中國政治的足球場上，羅隆基踢牢了蔣介石這隻“球”，踢球的風格可謂瀟瀟灑灑：到了天津，被聘為南開大學教授外，又當《益世報》主筆，再兼北平《晨報》社社長，猶如先生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才情一樣，每月幾處加起來，千餘元的大洋收入也銀光嘩嘩地流淌，他有洋房，自備的轎車，請來的專業廚師，無論中餐西餐，都能玩得風生水起。就在這鋪著純毛地毯的洋房裏，美食伴著美思，他一天寫一篇社論，從第一篇《一國三公僵政局》起，沒有一篇不讓蔣公的臀部火辣辣的，《益世報》也由一份教會小報，一躍成為當時全國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
１９４６年，舊政協召開前夕，蔣介石派人來找羅隆基：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你要當什麼部長都行。先生送了蔣公一顆咬不動、吞不下的銅豌豆：“要當就要當外交部長，我能夠講一口呱呱叫的英語，保證能當一個呱呱叫的外交部長！”來人正是同鄉兼同學，現正在國民黨中宣部部長任上的彭學沛，此人一笑置之後，丟下一句大概讓先生十幾年後五內俱焚的話：“努生兄，雖然別人叫你‘羅隆斯基’，你我同鄉同學，我卻知道你並非‘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也不會看你是的。現在他們隻是利用你，而決不會信任你”……
轉年，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處國共內戰，特征詢他的意見：民盟能否先參加政府，新政府調停內戰後，再請共產黨參加政府。他告訴將軍：共產黨不參加政府，中國的問題解決不了；而內戰不停止，共產黨決不會參加政府。這一點是民盟一貫堅持的一個大原則，不是我、也不少民盟任何一個領導人能加以改變的！
當“和談”破裂，國共兩黨決意兵戎相見之時，蔣介石下令，中共駐京、滬、渝、蓉、昆等城市的辦事機構必須在４７年３月５日前撤離，次日，各報便在顯著位置上，登出了一則《中國民主同盟代表羅隆基為受委托保管中共代表團京滬渝昆等處遺留財產緊急聲明》……
在以上粗粗劃出的心理輪廓及情感線條裏，可以發現羅隆基從逐漸認識，直至最後堅定地擁護、支持中國共產黨人的事業，並不是類似建國以後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強迫“洗腦筋”的結果，而是在一個戰亂不止苦難不止憂患不止的東方大國裏理性的必然選擇。在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長期較量和鬥爭中，先生看重的並不是實力，在很長一個時期，後者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將一級又一級政權推去了包括蒙藏在內的廣大國土；前者擁有的不過是幾塊被隔開了的山寒水瘦的僻壤之地，那常常是土布染就的紅旗，拂動在卷有漫漫黃塵的粗礪的風中，不免有幾分淒婉……
他看重的，該是雙方在這一較量與鬥爭中所各自表現的人格精神和道義力量。他是贛人，從大牢裏寫下《清貧》、《可愛的中國》的方誌敏身上，他一定看到了以文山公為代表的江西士大夫傳統的愛國主義情操，在當今血與火的洗禮中絢爛地升華。他又因在歐風美雨中耳熟能詳的民主政治，遠遠走出了一般贛人的思想視野，不過，在那片強烈彌漫了腐敗、專製氣息的林子裏，從毛澤東執著發出的“反對獨裁”、“要求民主”的斧劈之聲中，他眼下還沒有感覺毛對於未來新中國之率爾操觚，將與現代民主政治有多大的抵牾……
羅隆基支持共產黨人的事業，實際上也是在實踐著自己所信奉的道義。１９３３年在天津，一天去南開大學的路上，一輛疾駛的敞篷卡車迎麵開來，向他的車子一陣槍林彈雨，他險遇不測。１９４９年春天在上海，他和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先生一起，又遭特務逮捕，後經地下黨多方營救，才得以獲釋……正是道義的力量，使先生不但能夠拋棄國民黨政權本能給予他的顯赫的地位、優裕的生活，而且為了在舊中國如磐的夜空中，紫電狂舞般揮起道義之劍，即便得魚死網破，毀家紓難，他也在所不惜。
在現代中國許多重大的曆史現場，都縈繞著羅隆基那一口至死未脫鄉音的鏗鏘話語。我很想找到有關先生與故土關係的材料，可惜我見到的唯有這樣一條，那便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全國人大會議江西組的討論會上，幾個來自農村、工廠的代表質問羅隆基：新中國成立後，黨給了你很高的地位，你為什麼還要黑了良心反黨？在先生一再堅持“章羅同盟”純係子虛烏有、自己的全部曆史都在表明跟著共產黨走之後，代表們人人怒火填膺，在輪番作出聲討外，又向在場的新華社記者表示：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江西人民，當年英勇地粉碎了蔣介石對蘇區的五次圍剿，在今天也一樣能夠打垮以“章羅同盟”為首的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這又是一個曆史現場，先生幾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像熱鍋裏的豆子一樣爆裂開來，又紛紛帶著針戳似的劇痛落回他的身心。往日舉止優雅、頗有英國紳士風度的他，倒在滿是黑炭與灰燼的火圈裏，透過火焰層層的簾幕，看到了鄉親們臉上每一道眉毛都擰緊有恍若幾個世紀積累下來的仇恨。從此，仇恨掩埋了他的名字。當一個不再充斥著政治亢奮卻滿是經濟熱點的時代到來時，這仇恨之墳被溫婉的春雨清朗的秋風夷成了平地，但同時，在當今的江西人裏提起他的名字，十有八九感到了陌生……
在諸多曆史條件的限製遠去了之後，對贛地未努力擔負起責任的，就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了。
如果僅僅從以一定的知識、技能介入社會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來定義知識分子，那麽今天在江西工作的知識分子，大抵都不會愧對那份與其它地區同行比起來顯得菲薄的工資。如果不僅從職業功能上、更從社會良知上，來界定現代知識分子，尤其是從事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那麽就有可能發現，我們中的許多人，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視野上，多年來，都生活在一個本可以早走出來的集裝箱世界。
有很多年裏，江西的山水間貌似相對平靜與相對沉悶，其實卻在周邊強大季風的擠壓下，也在曆史與現實的冷暖氣流的交彙下，蠕動著巨大的不安，我們聽到了這一不安嗎？在很多時候，我們由應該如捷克作家哈維爾所說不斷使人不安的知識分子，淪落為讓人安之若素的按摩師。走去贛地的很多地方，都能夠俯拾父老鄉親們的牢騷、失落乃至麻木，其中，深藏著一種文化無法凝聚無法著陸無法自信起來的痛苦，我們觸摸到了這一痛苦嗎？在很多事情上，我們由必須記錄下時代痛苦的知識分子，變成了電視裏一個個半真實半虛幻半理性半煽情的綜藝節目，在五光十色的表演裏，悄悄地將這一痛苦解構為平麵化、瑣碎化。
大抵誰都清楚，江西已往的一切經典、範式及主流語言，大抵解決不了江西這些年來在中國經濟、文化格局中的窘困與尷尬。沒有任何時候，江西像現在這樣，急需要一批縱橫捭闔、搖旗呐喊的思想者，與一批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改革者，聯手引一場狂飆，來攪動曆史的長河，現實的大波。然而，好些年中，在為了評定職稱、獲取有關獎項或謀得政府津貼而製作出的犖犖大觀的學術成果中，那些花拳繡腿、浮光掠影、曲學阿世、要麼小題小作要麼舊題大作，一次性使用完後便如垃圾一樣不知拋去了哪個角落裏的文字，我們自己寫得浩如煙海，看得心性迷失，恍若一尊泥身木胎……
於是，在江西一個空前地大麵積地豐收著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的年代，卻一年年地寥寂著在躁動不安的社會氛圍中超越一己的得失、對贛地實行大關懷的思想者。人們抱怨於教授的月薪，不及夜總會裏濃妝豔抹的小姐一個嫵媚的商業式笑容；人們卻甚少發現，倘若知識分子放棄了文化批判的意識和文化前驅的使命，麵對壓迫人心的問題轉過身去，自己便與小姐們別無大異，都失守了操守的孤城，不過一邊將一個流布著肉欲與金錢欲望的夜晚，在燈也起霧歌也起霧中打扮成卿也有情我也有心。而另一邊，則將一塊文化的危亡已到關鍵時刻的土地，在輕輕鬆鬆、魚龍曼衍的筆調裏，被描繪成熱流滾滾生機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