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8
24
１９９４年春，開始的贛文化討論，顯示了江西精英知識分子們，尤其是從事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對江西現實與未來的普遍憂慮，也標誌著文化人力求尋找到文化凝聚力以激勵當代贛人把根留住，同時，開始承擔起對腳下這片土地的文化責任。
這種文化責任，首先是將多少年中錄滿了“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一類吟唱的音帶，暫時放進抽屜。在桌子上一一攤開贛地的曆史進程與人文環境，加以認真地梳理和廓清。在這之後，我們的文化資源必然會由狹隘變得豐富起來，由凝滯變得運動起來，由一般的泛泛而談，變為緊扣當今社會現實與心理現實的標靶。
除了文天祥、方誌敏，在為寫作此文作資料準備的日子裏，屢屢以正氣一身、清風兩袖感動我的鄉賢，還有陳熾和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三位先生。
前者不但是近代江西打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還是維新運動中一位目光如炬的思想家。在其煌煌大著《庸書》裏，他主張在政治體製與經濟體製兩個層麵，對一個搖搖欲墜的中國，進行脫胎換骨的大手術。他還積極投身於維新的實踐活動，時任戶部尚書兼軍機大臣，還是光緒皇帝老師的翁同和，之所以會自己參加變法，又將光緒給拉下水，很大程度上正由於陳熾的策劃與督促。翁曾要他秘告康有為：“苟不能為張柬之之事（即廢武則天擁唐中宗恢複帝位一舉），新政必無從辦矣！”（《康有為自編年譜》）陳熾又獲得了康有為的充分信任，１８９５年北京強學會成立，即推他為提調，在會中的地位僅次於康有為。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抑鬱少言，酒前燈下，往往高歌痛哭。在聞訊了“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之後，他更變得若癡若狂，最後大口吐血而死，享年４５歲。三年後（１９０３年），得以回歸故裏安葬。
倘若贛人知曉陳熾，能像粵人知曉康梁、湘人知曉譚嗣同、閩人知曉嚴複一樣深入人心，贛人的文化性格中，是不是會少去幾分隨意而安，而多一些革故鼎新，壯懷激烈？
羅隆基在上文已有所交代。我們隻讀讀王造時、彭文應兩先生在國民黨統治時代的幾條公開發表的言論——生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國家，不說我們沒有權參加政治，連我們說話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會也不自由，結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實說，我不否認我是一個愛國者，我是一個擁護中國的存在者……但我不認為國家本身是目的，我堅決反對國家被一個人或少數人所操縱。我要國家，我愛國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國家，我愛的是經濟平等的國家，但是我要為我的理想奮鬥，抱如是的國家觀：“人呼我為牛，則應之為牛；呼我為馬，則應之為馬。”
——（以上見王造時《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
剿匪，剿匪，剿匪。幾年來傾政府的全力，集全國的精銳，調兵數十萬，轉戰數百裏。兵力總不可算不厚。飛機，大炮，兵艦，凡是殺人的武器無不用；直搗，橫攻，包圍，封鎖，凡是作戰的方法無不行。器械和方法總不可算不精。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軍長臨陣，總座親征。計劃不可算不周，決心不可算不堅。時間不可算不長，機會不可算不多……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並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竊，租界掠人的綁匪，貪贓枉法的貪官，賣國失地的國賊。如今政府所要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乃是信仰馬克思、服膺列寧的青年，讚成土地公有、產業國營、打倒帝國主義的一部分人民，和無數窮苦無告、無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農、失業同
胞……
——（以上見彭文應《剿民乎？剿匪乎？》）
如果此時的上海灘上，魯迅的雜文是毛澤東所說的“匕首”與“投槍”，那麽，王彭兩先生這些句句見血入骨的言論，便幾近愛國者導彈了，很是震撼著朝野上下。相信讀過它們之後，十有八九，人們都會像我一樣萌生一個深深的疑惑：在明火執杖的鎮壓上決不手軟的蔣介石，在言論、出版的管製上卻掉以輕心了，也存在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
倘若贛人們在熟悉由井崗山到紅軍長征……有幾十萬江西兒女倒在了為創建新中國的征途上，又了解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三先生，以及國統區裏如他們這樣錚錚鐵骨的知識分子，讓蔣介石不得不同時對著兩個戰場：一個戰場上，他被槍林彈雨越來越掏空了體力，另一個戰場上，他被越來越喧囂的輿論拖垮了心力。在前一個戰場上，一顆子彈隻能勾銷一條性命，後一個戰場上，一篇文章、一次演講能夠喚起千百個麻木、迷惘的靈魂……
贛人的思想廣場上，是否會由此舉行莊嚴的升旗儀式，透著晨曦冉冉升起的，是一麵反對封建主義的大旗。旗幟下的我們，將會滿懷激動與憬悟發現，在眼下市場經濟的建設過程中所要確立的獨立、自主、公正、平等、競爭、進取等價值觀念與現代人格，從本質上講，就是對依附、順從、等級、愚忠、麻木等封建主義價值觀念與傳統人格的直接反動。
有學者說，北非文化滋長了文藝複興的威尼斯，洋涇浜成就了世紀初的上海，吐蕃統治奠定了敦煌的輝煌，華洋雜處才有了東方的明珠——香港。當贛地所有的文化資源都調動出來並相互激蕩之時，贛巨人的動脈、靜脈，便有了一種鼓脹的感覺，恰似秋天山林裏那飽滿欲滴的紅彤彤漿果，江西就有了與世界對話的能力。這幾年來正加大步子向世界走去的江西，在一些方麵已經可以對話，但在另一些方麵尚不能對話，或者有所反應也必須經過“翻譯”的“刺激”。入清後尤其是本世紀以來，這片土地接受的外部信息實在太少，它的現代文明記憶十分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對某些文化資源的開掘，其實就是對它曾有過的少數現代文明記憶的捕捉。後者常常如大魚的脊背和鰭翅，在陽光下噴出五彩的水霧，在江水裏推開一圈圈的漩渦，但如果不趕快撒網抓住，它就倏然而逝……
此外，更得大大加強外部信息對於贛地的衝擊，以擴大它的現代文明記憶。我寄希望於當累積到一定的時候，便好像女孩由神秘的初潮變成姑娘的那動人一刻，平板的、缺乏吸引力的贛文化，開始掠過美麗的曲線。在這之前，對於江西與世界的接軌，知識分子們還得做大量的艱苦工作。
江鈴，便是其中富有創意、堪稱大眼界、大手筆的卓越工程。在一個長期以農業省自居的江西，這幾年上上下下在呼喊主攻工業，但據權威統計，１９９５年，江西第一次產業產值，占ＧＤＰ（省內生產總值）的３１.１％，高於全國
１０.５個百分點，第二次產業低於全國１１個百分點，低於沿海城市１５——２０個百分點。從發展經濟學理論看，一般以為製造企業的產值占到了４０％，才算半工業化地區，第二次產業產值不過占３７.４％的江西，最多隻能算一個半工業化省。而江鈴，便是在贛地曆史的地平線上，也在其文化的地平線上，首次帶著生命之晨的清風，鍍亮贛人眸子的一片現代大工業的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