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侗族“月亮文化”的語言途釋
―評張澤忠小說集《山鄉筆記》
廖開順 石佳能
廣西侗族青年作家張澤忠的《山鄉筆記》（以下簡稱《山補漓江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收人了他的中篇力作《方太陽》和16篇短篇小說。這是一部很美也很耐讀的小說集。
有兩種常用的視角不適合對待《山》。其一，假若囿於傳統的視角，以情節來論澤忠的小說，一定要從作品中看到侗族重大政治、軍事、經濟事件的變化更迭（如侗族作家滕樹篙的《風滿木樓》），從而獲得一種曆史波瀾壯闊，情節大開大闔的審關愉悅的話，那麼，我們也許會失望。其二，如果從當今批評界流行的憂患意識、文化批判的角度來看《山》，也許會認為《山》對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批判“不力”。是的，如果拿《山》與侗族另一位青年作家吳浩的小說，如《醜妹》《鬼妹》《在這默默的山野有一塊青石碑》等相比，後者是冷峻、理性地審視本民族文化並直接進行文化批判的，而於澤忠，卻是熱情多於冷峻，直接的文化批判不是他的創作初衷。
我們不能用“手邊用慣的尺度去衡量，把耳邊聽熟的議論去附會”（錢鍾書語）澤忠的小說。結構主義文學理論認為“一類文學作品就是以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默契為基礎的一種特殊寫作方式，我們就是按照這些代碼來閱讀作品本文的。”（〔英〕丁·庫勒《文學中的結構主義》）據此，我們隻能按照澤忠小說創作的思路和方法，從作品提供的東西出發，來讀解他的《山》。我們認為《山鄉筆記》的價值在於結構性地表現了侗族“月亮文化”，因而作品沒有征戰殺伐、艱難遷徙的曆史敘述，不作雄性太陽之光的熱烈渲染，而是一片月亮下的美麗。
《山鄉筆記》深藏著一個“月亮”原型。
“原型”是一種典型的反複出現的意象。按照榮格的理論，尋找原型要上溯到一個民族的遠古神話。侗民族的遠古也曾有過日神崇拜，但神話中薑良的通天弓箭，早已“射”落了文化中的日神精神，此後，“月亮”占有著主要的地位。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月亮不是一個普通的星體，僅僅能發出微弱的光，而是被賦予美麗的神話與傳說，負載著侗民族深刻的原始文化內容，凝聚著這個民族的生命情感和審美情趣的文化原型。
第一，月亮意象本身的反複出現。比如，關於“月神”王素的故事，就在《山》中多次被敘述到。王素是很古以前侗寨裏心地最好的一個小夥子，他為侗胞們做了說不盡的好事。他死後，鄉親們為了永遠紀念他，永遠看到他，把他葬在月亮上，月亮上的那塊黑影據說就是王素的墳墓。王素也成了侗族人民心目中所祟敬的“月神”。《山》告訴我們，在侗寨，這樣的神話故事，“老人們不知道說了多少遍，大人和小孩也永遠願聽。”（《方太陽》）老人們教育孩子，也常說“要學天上的月亮做盞燈”。（《樹爺爺》）世世代代，月亮遂成為一種種族記憶，紮根於侗民族子孫的心靈深處。在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特別喜歡與月做伴，他1們的生活離不開月亮的明亮和溫馨。青年男女夜間的談情說愛叫“坐月”，他們彈唱著古老的琵琶歌在月堂裏行歌坐夜。我們還可以這樣理解：對《山》裏的侗家風俗描寫，除了直接的月色外，也可以把另外一些習俗看做月下的景致。譬如，“冬天來了，特別是農閑日子，一出太陽，鄉親們便都聚集到橋上，坐的、站的、蹲的，一同分享太陽的溫暖，小橋像一隻載滿了人的船”（《我們寨的小木橋》）。這樣的太陽，它的溫暖（不是熾熱），它底下人們的團圓、和諧，不就像月亮下的景致嗎？再者，作品中還反複出現“樹”、“樹陰”這一類意象。如《培也姐姐》中所描述的：“這裏不儀是杉樹林的世界，也是泉水的世界”，“困了，躺在樹陰下聊天，或學吹侗笛”，“渴了，捧一口泉水，咕嚕咕嚕喝下肚”。冬日裏的太陽，夏天裏的樹陰，山埂口遮天蓋地的香樟古樹，可不可以視為月亮意象的衍生呢？
第二，我們還可以從月亮原型的變體去領會侗族月亮文化。原型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中多顯現為自身的變體。月亮原型最基本的變體是“母親”。這種意義上的“母親”，包括了一個女性世界，如祖母、妻、大嬸，以及善良美麗的少女們。我們甚至認為這部小說篇什裏的一些男性長者形象，如三毛公、公聖、公蓬等，都可視為“母親”原型的變體，因為作者為他們注人的性格因子，主要是母愛、祖母之愛的“慈”，而不是父親的“嚴”。可見，“母愛”在侗民族文化中的特殊地位非其他民族可比。
此外，“侗族認為女性是萬物的母親和主宰，很尊重女性，稱母係氏族時期的女性先祖薩歲叫‘薩’（大祖母），至今仍敬奉為神靈殿堂裏至高無上的女神”（吳浩、張澤忠著《侗族歌謠研究》）。盡管南部侗族地區與北部侗族地區對先祖“薩歲”的稱呼有異，但對女性遠祖的信奉都是一致的。如興建鼓樓這樣神聖莊嚴的事情，幾乎都要唱祭祀女性先祖的侗歌，祈求祖先保佑。《山》幾乎貫穿著一條敬奉女性特殊地位的風俗線。當然，《山》不是民俗著作，它是一部反映當代侗族生活的小說集。在小說裏，對女性遠祖的信奉隻是作為風俗描寫，穿插在對現實女性描寫的內容之中，但這種結構不無象征意義，它表現了侗族女性崇拜文化的一脈相傳。在小說中，祖母、母親（包括祖母一樣的男性長者），具有特別的責任和義務。如《樹爺爺》（我們家的媽媽》中的母親，以及那幾位可尊可敬的男性老人，都承擔著保護和教化同胞，興建公益事業等多種社會責任。我們更不能忽視的，是澤忠以及其他侗族作家的作品，大部分人物形象是女性。異彩紛呈的女性形象既有慈祥的祖母，溫柔的母親，也有賢淑的妻子和善良美麗的少女。作者對她們傾注了赤子般的熱愛情感。這些反複出現的意象不是作者題材選擇上的一種偏好，而是旨在表現一種母性的文化，亦即月亮的文化。
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按照月亮一母親―故鄉的思路來讀《山》。《山》是一部蘊藏著“戀鄉情結”的小說集，作者在《自序》中有直接的表白“澤忠說他小說集的代表作品之一的《我們寨的小木橋》就受孕於“鄉情”。是的，我們中華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中，母親的意象從來就是與故鄉、民族、傳統融合在一起的，“母親”往往是故鄉、民族、傳統三位一體的原型象征，崇尚女性，尊重傳統，熱愛故鄉和民族的侗族人民更是這樣。我們讀《山》，處處可以感受到字裏行間散發出那故鄉的溫馨、民族的親情和對傳統的依戀。母親、故鄉、民族、傳統皆統攝於“月亮”這一文化意象之中。澤忠在《侗族歌謠研究》一書中說侗族“封閉的部族王國文化是一種不具有擴張色彩的‘綠色’文化”。“綠色”的文化，“母性”的文化，其實都是“月亮”的文化。他的《山鄉筆記》的價值，就在於絕妙地勾勒了這樣一種民族文化的結構，不是用理論，而是用樸實的語言。
皎潔的月亮是美麗的，《山鄉筆記》是月亮下的美麗。她的美主要是寧靜的美和智慧的美，以及二者的結合。
從“月亮”的基本象征之一，即母親與女性的化身這一意義出發，可以衍生出詩化的女性美―既有婉約朦朧、通脫淡泊的女性美風格，又有女性的悲傷與優鬱之情。而這又都可歸於寧靜之美。古典的“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比喻，是對女性靜態美的集中概括，又是月亮文化的一些特征。澤忠說他的民族，具有康定斯基所說的“人間的， 自我滿足的寧靜，這種寧靜具有一種莊重的、超自然的無窮奧妙”（《侗族歌謠研究》）。
《山鄉筆記》中的短篇小說《妻子·妻子》集中地體現女性的寧靜美。這個短篇以淡淡的筆墨，塑造了“前妻”和“妻”兩個美麗的女性形象，並著力表現了“妻”。“妻”的美在於沉靜。她為了報答（傳統的善）女友舍身相救之恩，默默地承擔起照顧女友遺夫遺子的義務，爾後隨著感情的升華又接替了女友的位置成為“我”的妻。“妻”在走出了山外，受“現代文明”的波擊而懷著思異的躁動情緒的丈夫麵前，她像侗鄉沉穩的大山，像母親寬仁的胸懷，又如夏日下的樹陰。故鄉、傳統、母性的一切寧靜皆凝聚於她善良的心中。不能說她的寧靜中沒有一絲孤獨與失意，傳統女性從來就在命運之中咀嚼著傷感和優鬱。但“妻”的一切表現皆是淡而又淡的通脫淡泊。可以說“妻”是作品集裏塑造得內蘊極其豐富、美不勝收的一個寧靜的女性形象。她幾乎就是一幅彎月，美與善集於她，一彎安詳陰柔、優美、嫻靜與空靈的月。《妻子·妻子》是小說集的美的基調。
侗族月亮文化裏的寧靜之美，又是充滿民族智慧的美。沉靜是一種深沉的靜，它來自於它的“根”―“歸根曰靜”。“歸根曰靜”雖然是老子一個極為抽象的觀點，但我們追溯侗民族的曆史，就可以發現老子從宇宙論所作的這一概括的廣囊性。
侗族是一個經過了長期的艱難遷徙，最後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重重大山裏落根定居的少數民族。遷徙跋涉的艱難，刀耕火種與大自然的搏鬥，還有官府的壓迫與追剿，他們的生存環境惡劣，他們在惡劣的環境裏生存，他們需要安定，需要寧靜。他們也許認為惟有以“靜”的生存姿態，才能生存。他們的靜，包括順應自然，不妄作為，包括團結諧和、民族融融。據此我們可以理解《方太陽》裏的山民，何以對“山外人”始終有一種隔膜，也可以使我們理解，重重大山中棲息的他們，飽受了多少年官兵欺壓殺戮之苦的他們，為何不知道曾經從他們的山邊探足而過的是一支紅軍的隊伍！
《方太陽》是澤忠的中篇力作。通篇是一個象征體係，是一個隱喻。“方太陽”不是太陽，是月亮。《方太陽》容納了鼓蛔寨三個不同曆史時期的災難，隱喻著月缺月圓的命運循環。那兩對圓手鐲的合而分，分而合，隱喻著人世間的悲歡離合。艾德烈說：“月亮是最先死去，也是最先重生的。”（《永恒複現的神話》）月的陰晴圓缺循環不已，啟示著侗民族生生不息的頑強生命精神，培養了他們古樸智慧的寧靜性格。侗族人民把他們的王素埋在月亮上，不正昭示了他們對生命“死而不死”的追求嗎？《方太陽》裏那一支古歌唱道：“牛死留下彎彎角喲／掛在屋簷框上給人看川司寨留下敘事歌喲滬尹將苦難的往事向後人訴說。”不也昭示了一種民族精神的傳遞嗎？
在《方太陽》中的公聖老人身上，集中了侗民族性格的內涵。公聖“是個厚道、通情達理的人，卻把痛苦深埋在心中。他雖然處在生活最底層（看管鼓樓，挨家挨戶領飯吃），但他對自己的人生價值卻毫不懷疑。他認為鼓樓既然是侗族的膽，頂著侗族的魂和魄，那麼他把鼓樓裏的火燒旺了，就等於做了功德事，做了了不起的事。因此，他油然升起了一種自豪感”（引自規子《鼓樓坪上的沉思》，載《民族文學》1992年第8期）。與公聖老人性格相輝映的渡船公，也有失子的痛苦，但他在人們麵前，將一切痛苦壓在心底，表現的總是樂觀向上的態度，誠如月亮般的爽朗和曠達。寧靜、堅忍的侗民族精神，集中地體現在這些如大山之深沉，如母親之含辛茹苦的人物形象之中。
作者懂得自己民族這種古樸的生存方式，不是最佳的生存選擇。因而，他的《方太陽》有著潛在的二重意指：既謳歌侗胞們為生存而堅忍、沉靜的倔強精神，又為之流露出一份遺憾。他的這種理性的思考，融入小說情節與人物性格的塑造中。《方太陽》是一部交織著曆史事件的小說，作者在隱喻的表層，寫了公聖與公聖妹的覺醒：公聖老人主張公聖哥出逃，公聖妹也毅然投奔“革命”。但是，作者高明的是並不用這種簡單的“革命”方式來做救世的良方。小說仍然暗喻命運的“不圓合”：兩對手鐲終不能“合璧”，公聖妹、包龍也錯投了左路軍張國煮，後來遭厄運。這一情節設計決非偶然為之，它暗示著侗族人民企求的寧靜、圓合的生存方式，是難以使自己的民族安然生存的，擺脫命運中的厄運又是多麼不易！公聖老人那如大山一樣的仁者的靜，終無法擺脫命運的厄運。由此我們可以破譯《方太陽》不著意於成為反映侗民族曆史的“事件史”，敘述的不是以幾年、十幾年為單位的事件史時間，而是表現以上百年為單位，潛隱的、慢節奏的、結構性的文化史時間，有點兒像《百年孤獨》中的“百年”時間單位。《方太陽》是一部力透紙背、沉甸甸的侗民族文化力作。
《山鄉筆記》是月亮下的詩。
在《山鄉筆記》裏，富有詩意的月亮文化意象紛呈。其一，作者營造了一個女性的世界。有慈祥的祖母和寬宏的母親、善良的妻子、美麗的少女，以及寬厚仁慈如母的男性長者。在作者筆下，即使那些伐木的侗家漢子，求愛的侗族男青年，如《侗家一美娘》的包庚哥，《培也姐姐》裏的郎臘哥等，也都不是漂悍的形象，他們的剛健性格中多的是溫情。其二，呈現了一個兒童與少年的世界。如《我們寨的小木橋》《泉水錚錚》等，皆從少兒的眼光看仁慈的長者，別有一番老少相映成趣的田園風味，它隱喻著對童年純真世界的向往。其三，“月亮”下優美的自然景物。如朗朗的月色，涓涓的溪流，清涼的樹陰，都展現出或皎潔，或清澈，或綠色的世界。其四，作者筆下的風俗描寫，也皆是一派其樂融融的氣氛。如冬日裏的曬太陽，吹蘆笙踩歌堂等。顯然，《山鄉筆記》深受侗鄉所特有的藝術土壤的孕育。
侗鄉是生長詩歌的地方，“飯養身歌養心”，唱歌是侗族人民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這一方土地培植了澤忠的藝術細胞。他說：“侗族歌謠善於從生活的海洋裏，擷取人們熟悉的事物‘引類譬喻’，‘借物發端’，像太陽、月亮、星星、彩霞、山水、筍菌、茶花、桐子、魚鳥等等，都被侗族民間歌手信手拈來，托物寓意，借景抒情。”（《侗族歌謠研究》）澤忠，正是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一位“民間歌手”。但是，他的小說，又體現了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文人”對藝術的不懈追求。就像中國畫有講究發揮主觀情緒意興，講究筆墨藝術的“文人畫”一樣。澤忠的小說，明顯地表現了他對文體、對形式的自覺追求。他的《初戀，在侗寨山鄉》《培也姐姐》《妻子·妻子》，甚至《我們寨的小木橋》《方太陽）等作品都使我們感受到一種文人的主觀情緒的流動。譬如他在《妻子·妻子》裏的心理描寫：“身居故裏，觸景生情，他懾嘯著嘴唇要吟詩。詩的旋韻卻倏地淡摸，可即又不可即。詩興的翅膀沒抖開，思緒的步履瞞珊在小木樓裏。”這是一種文人的詩境。著名學者潘知常說過，在月亮世界裏，“中國人那根極高雅而又極為敏感的心弦，每每被濕潤晶瑩流光迷離的月色輕輕撥響，一切的煩惱，一切的歡欣愉快，一切的生死別離，仿佛往往是被月亮無端地惹出來的，而人們種種飄渺幽約的心境，不但能夠假月相證，而且能夠在溫婉宜人的月世界中有響斯應”（《眾妙之門―中國美感心態的深層結構》）。
澤忠的文人詩化小說，由月亮原型而詩化，表現了月的綽約、月的風采和月的神韻。作為文人小說，有的作品雖然沒有表現出很豐富複雜的社會現實，但表現一種優美、健康自然，不悖於人性的人生形式，即使是承載著較豐富文化內涵的《方太陽》，通篇也就像後記裏的那段話的語言一樣“詩化”。他寫道：“彎彎牛角掛在屋簷柱上。謹以此作‘消散歌’。消散喲，紅軍長征走過的這塊侗胞土地上的一切孤魂、冤魂、英魂、精魂……啊，侗胞的魂，筋筋拉拉的魂！”如詩的情緒，如詩的語言，在《山鄉筆記》裏俯拾皆是。
要認識澤忠小說的詩化現象，僅僅停留在敘述語言這個層麵，或者隻把他的追求理解成一種形式的追求是很不夠的。我們必須看到作者投射自己民族世界的眼光是詩的。澤忠說過：“在這個民族（侗族）的意識深處形成一種無形的秩序和構架，一旦被與之相感應的原型意象所觸動，它就會從沉睡中蘇醒，產生強烈的感應場。當這個民族成員（歌手）要唱‘心頭’抒發情感時， 自然會用生命的靈氣和智慧去領悟它。”（《侗族歌謠研究》）這段話是澤忠對侗民族藝術因子的發掘，也是他自己詩化小說的本源。
澤忠小說的“月亮”原型意象，給予了他的小說以月亮文化的藝術氛圍―母親的世界、詩的世界。以《我們寨的小木橋》為代表的一類作品，表現了一種強烈的尋找母親世界、尋找精神家園，恢複世界和諧統一的心理。如果說：“父親的世界”、“太陽的世界”意味著動蕩、冒險、失敗、奮鬥，伴隨著煩惱、焦慮、孤獨、寂寞的話，那麼，母親的世界，月亮文化的世界，則永遠寧靜、和平、安全和充滿愛撫，永遠洋溢著諧和、融樂、溫馨與幸福。生活在“現代文明”中的文人們，常懷著對現代文明的反叛情結，在作品裏創造著現實中的神話世界，這幾乎是當今世界文學的一個常見現象。《我們寨的小木橋》等正是這樣的作品，是“神話”般的月亮文化境界。
黑格爾說過：“古人在創造神話的時代，生活在詩的氣氛裏。”在當今社會，人們對神話的原始想象力顯然消失了，但作家筆下一些有著生動細節的現實人物，實質卻與神話人物無異。《山》中的三毛公、公蓬的品質與美德就與月神王素多麼相似。出於這種創作意向，《山》裏的不少人物，如三毛公、公聖、公蓬等，性格較為類型化，承載的社會生活內容也較單純，可以說是找不出月亮下的陰影，而是通體的皎潔似雪，一瀉千裏的月光神話世界。但是，澤忠畢竟是生活在現實世界的人，他本身不是純粹的詩人（作家），同時，還是一位長於思辨、善於挖掘民族文化內質的理論家，於是，到了創作《方太陽》《那橋架在河灘上》《熱土四題》時期，《我們寨的小木橋》《泉水錚錚》那種神話的創造已經被另一種創作態勢所取代。他在表現自己民族寧靜堅忍的性格的同時，開始比較深沉地思考侗民族性格的劣質，並嚐試著進行探索。於是便有了《方太陽》這樣的厚重之作。
澤忠他既是作家，又是學者，《山鄉筆記》是他從事小說創作近十年的一個總結。 目前，他正在找差距，作調整，強化理論研究，將研究侗族文化的成果融人創作，以達到獲得一種新質，為侗民族而寫，寫好侗民族。
原載於《民族文學研究》1994年第2期
意蘊沉重 文體瀟灑
―試論黃佩華小說創作的藝術個性
劉永娟
黃佩華是個有農民血統的作家，他從鄉村的夢走出來，回眸鄉村，觀望都市，以自己獨特的眼光感受生活的沉重。他把生活的根深植於八桂大地的沃土中，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去思索我們民族的生存狀態和文化背景。因為他來自鄉土，生活體驗極為深刻，感情上也比較深人沉潛，所以他的作品展示更多的是哲理化的生活體驗。讀黃佩華的小說，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他內心那份滄桑與沉重。然而，絢爛歸於平淡，也或許是不忍心給本來就沉重的生活再加一份負荷，黃佩華又往往嚐試以一種輕鬆一種平淡去圖解那份沉重。他作品的結構大都比較隨意、比較散漫，敘述故事有一種不動聲色的平靜從容，然而正是這種隨意從容深藏著無法逃避的生命沉重感，體現出一個逐步成熟的作家對小說意蘊把握的駕輕就熟。沉重而瀟灑，這是我通讀黃佩華小說得到的最強烈的印象。
黃佩華1957年8月出生於廣西西林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是農民的兒子，山的兒子。家鄉的馱娘河水像溫厚的母親滋養著他長大，卻沒能給他提供優厚的生活條件。他從小就感受著來自邊區生活的重壓，體驗著自身對命運的抗爭。家鄉的貧癮沒有磨光他的銳氣，卻孕育了他那顆不安分的靈魂。他14歲就到機關打工，先後當過工人、車間主任、縣工會幹事、縣黨委秘書，甚至擔任過縣委宣傳部部長。其間他曾到廣西民院學習了兩年。1987年11月，黃佩華調到廣西《三月三》雜誌當編輯，現在是《三月三》雜誌社的副社長、副主編。確切地說，黃佩華不是專業作家，小說創作隻是他的第二職業。生活考驗了黃佩華，也成全了黃佩華，今天的他可以說在城市站穩了腳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當他泡一杯濃茶，握一支鋼筆，試圖以一個城裏人的眼光去反思家鄉人的生存方式時，他仍情不自禁地感歎，他無法割舍那份對農民的深情。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作家早年的生活經曆對題材的影響尤其不容忽視。黃佩華的小說大都取材於鄉村，取材於家鄉那縱橫古今的馱娘河，因為他愛她，愛家鄉的鄉親們。他在他的創作談《寫東西說》（《三月三》1993年第6期）中寫道：“我很慶幸自己有農民的血統，因為農民是中國以至世界那些寫東西的人熱衷表現的對象。”“我熟悉他們，理解他們，也曾天真地想通過我寫的東西喚起他們一點什麼，但我辦不到，我太渺小了。”這段話包含了作家的自謙。但其中充斥得更多的是作家深層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首先是懷著一顆深沉的愛心去關注農民，不過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他愛得深沉而冷峻，他很明白不能以單純的熱情去認同家鄉人的生存方式。對家鄉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背景，黃佩華有深刻的理解，更有現實的清醒，這是深邃的內心世界和廣闊的外部視野碰撞交織的結果，表現在作品中，便是一種冷靜而平淡的沉重。《回家過年》（《清明》1992年第3期）是黃佩華對I鄉村生活進行反思的成功之作，刻畫了一個在城鄉交界的思想邊緣掙紮著的普通省城幹部回鄉過年的心態。黃佩華沒有對鄉村生活進行任何粉飾，以不可抗拒的真實，向我們展示了山裏日子的單調、枯燥，使我們感到沉重。《遠風俗》（《漓江》1992年冬季號）敘述的是從山外嫁到山裏的“二姐”的生存困境。小說沒有轟轟烈烈的情節，平靜從容的筆調下流出來的是一個應該悲壯卻寧靜無比的故事。乍讀直讓我覺得黃佩華簡直平靜得近乎殘忍，靜下來，方真正體會他平淡之中蘊含的真實力量。生活本來就是這樣，主觀的美好願望並不能扭轉它。總之，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下，黃佩華透視家鄉人的生存方式，力求使自己的作品獲得強烈的真實感和深沉的曆史感，體現了一種自覺的小說意識。在他的筆下紅水河作為曆史和現實的存在，成了民族文化的一個載體，傳統文化的惰性與活力在他身上得到交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衝突以及現代文明帶來的新矛盾在他體內奔湧流動。也許是世代相承積澱的憂患意識在作怪，也許黃佩華從自身的經曆中體驗到更多的是生活的沉重，而對曾生他養他的紅土地，黃佩華把自己的筆墨更多地傾瀉在民族文化的批判性反思上。這，也許是黃佩華的小說大都給人以沉重感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些為一個生活於城市的作家，黃佩華在回望鄉村風景的同呼，不可避免地攝人了都市生活的片片風景。在他為數不多的寫竺丁生括的小說中，我們仍可體驗到他那慣有的沉重感。其實生芍砰現作都市的人們，也麵臨著各種各樣的困惑，有的甚至陷人蟹舉目拔的生存困境中。而黃佩華那尖銳而精細的眼，一下子就鉀蔡出這一點，麵對生活，他是苛刻的，因為他渴望活得更輕鬆筍粵瀟灑些。《雜誌主編王曉》（《三月三》1993年第6期）渲染四是下個純文學雜誌主編在商品大潮衝擊下的尷尬。王曉費盡竺墨試圖走出那份尷尬，又死死地固守那一份純潔，最終，王曉彗杏犁腸份尷尬，隻好生活在生活的悖論中沮喪地感歎。王曉的塑竿何嚐不是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困境？為了生存，為了學術上的畢竺，匆識分子必須要爭得一定的經濟條件；然而社會卻不為你了夯占叩東西付出應得的報酬。這難道不是一個悖論？這悖論使找們困惑，這困惑使我們沉重。
縱觀黃佩華的小說，無論是早期的，還是後來的，無論是寫城市，還是寫鄉村，都迷漫在沉重的氛圍，有一層令人壓抑的感受。他筆下的人物都帶有沉重的影子，都活得不算輕鬆，使我們體驗到他的冷靜和深刻。他的小說是在向生活的真正本質接近著的，在那普遍的本質的東西後麵，他尋找作為這些本質的存在背景的混沌的原始的生活表象，探求更加接近生活本來麵目的辯證法則‘在當代審美意識的關照下，他把自己的人生體驗、生活思考融化在悠然從容的敘述中，讓讀者在冷淡平靜的真實敘述中透視民族文化的物質，領悟人生意義。可以說，他的小說是由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