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佩華是以他的中篇小說《紅河灣上的孤屋》（《三月三》1988年第5期）引起廣西文學界的重視的，這部中篇小說獲廣西首屆青年文學創作獎，是他的早期小說代表作。小說初步展示了他對人生、對命運的檢視。“他”和“她”，兩代人的愛、恨，全濃縮在紅河灣那段共處的日子裏。“他”曾是龍老八讓大老婆借種的工具，又因為與龍老八的小老婆有染而成為龍老八的眼中釘，老八企圖推“他”人河把“他”害死，是紅河灣救了“他”，給了“他”溫存，並伴著“他”度過了41年無望的歲月。如果不是“她”來到紅河灣，也許“他”將永遠這樣活下去，直到死。然而，河灣卻留下了同樣曆盡酸甜苦辣的“她”，於是“他”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生活使他們變得冷漠，他們有一千一萬個理由不再去選擇善，然而他們最終仍選擇了善，“他”甚至為了救別人而犧牲了自己。這部小說，閃爍著南方民族文化本質的光輝。而小說情節、人物、細節等組合的人生現象本身卻隱隱地隱藏著生命的沉重感。人是多麼的渺小！像洪荒宇宙中的一粒塵埃。每個人都在按自己獨特的卻又是必然的方式存在著，生死歌哭，一代複一代。沒有了他們，字宙也不會少一些煩囂。生命的意義到底在哪裏？小說似乎沒給我們答案。但其中的人生描寫像一麵鏡子一樣豎在我們麵前，提醒我們清醒地正視自我，正視自己的生命。
黃佩華生活在兩種文化的交叉點上，他清醒地意識到在一個地域一種文化的內部邊巡無法挖掘深層實質，於是他把目光投放到了兩種文化、兩種生存狀態的交叉地帶。《漂向大河》（《廣西文學》1989年第5期）、《回家過年》可以說是表現文化衝突的代表作品。《漂向大河》是黃佩華的短篇力作，小說通過對那同寨的阿貴造獨木舟獨自沿馱娘河向大河漂流的心理刻畫和行動描寫，揭示了現代文明與落後的鄉村生活的接觸和碰撞，具有濃鬱的象征意味。中篇小說《回家過年》是黃佩華小說藝術上的一個進步，和《漂向大河》相比，它是以現代文明在傳統意識的包圍下掙紮最終陷人迷茫為終結的。盡管同樣表現兩種文化的反差融合，二者卻有著質的區別。《漂向大河》向往的成分多一些，《回家過年》反思的成分多一些，沉重感也更濃烈。小說寫的是平淡瑣碎的桂西北的過年：“我”，一個來自桂西北鄉村的省城幹部，因受著良心的驅使回鄉隨七旬老母過年，古老的習俗文化和現代文明意識衝撞著“我”的靈魂。本該純潔的兄弟關係、夫妻關係、母子關係因生存狀態中對物質的過分關係變得複雜而微妙。最終，“我”很疲憊，很迷惘。這便是《回家過年》給我們提供的意象，從中我們可以體驗到我們民族曆史步伐的沉重，體驗到一個民族要由愚昧走向文明的艱辛。遺憾的是黃佩華對兩種文化衝突的啟示的揭示顯得有些力不從心，盡管他在沉重之餘表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樂觀。
作為一個壯族男作家，黃佩華的沉重還表現在對自己同胞姐妹生存背景、文化背景的關注上，這在他的中篇集《南方女族》（廣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中表現尤為突出。《山邊野棚》《傾斜的吊腳樓》《婚變》等都表現了作家對同胞姐妹命運的關注及關注之下生出的沉重感。對女主人公，黃佩華傾注了作為她們同胞的同情。《傾斜的吊腳樓》富有象征意味。丈夫的無能使秀媛痛苦、難堪，然而洛守傳統道德的信念卻使她拒絕了誌育的離去。當瓦匠強健的剛陽之軀勾起她內心久違的戰栗時，她試圖掙紮於性的誘惑和道德觀念的洛守之間。最終，她屈從於前者。瓦匠走了，誌育葬身於自己故意放火的吊腳樓中。而秀媛，注定將要悲劇性的活下去，吊腳樓雖已燒掉，但卻燒不掉她內心世界互為衝突的因素導致的矛盾。《婚變》中的七妹固守著傳統，然而正是傳統的傳宗接代的觀念毀了她的幸福。當她的悲劇命運已發生，她仍要為了傳統留下來去證明那個悲劇。一個循環往複的怪圈，永遠也走不到終點。黃佩華在對傳統文化的負麵進行批判的同時也對姐妹們自身的不自覺提出了批判。他企圖在更為深遠的範圍為他的姐妹，為我們的民族尋找出路。尋找的過程使他感到
視野日漸開闊的黃佩華把外界的精彩紛呈盡收眼底，回過頭來，以新的眼光探尋紅土地上蘊藉的美時，他發現更多的是令他痛心疾首的民族劣根性。按照黃佩華自己的說法，《棄族》（《廣西文學》1990年第2期）、《狗養》（《三月三》1990年第5期）、《習俗》（《廣西文學》1991年第6期）、《鄉間情緒》（《民族文學》1991年第8期）、《異味》（《青年文學》1993年第11期）等可以組成一種帶有強烈情緒的情緒小說。在這些小說裏，他沒有把自己的意旨托出來，而是隱含在作品深處，留下了大量任讀者馳騁想象的空間。《棄族》寫的是牛，寫的是一群因棄農經商而被農民放逐山野的耕牛眼中的世界，寓意商品文化衝擊下我們民族的仿徨。《習俗》通過一個看似荒誕的“倒走”習俗形成的故事影射我們民族的仿徨。《異味》是一篇比較純熟的小說，寫的是無所事事愛半夜起來遊蕩的矮子報告隊長說發現異味，然而隊長花了一天的時間去尋找異味發源地，最後沒找到不了了之的故事。黃佩華自稱在這篇小說裏他是以一種近乎陰暗的心理寫矮子的陰暗行為的，可以有多種讀解。總之，在自己日漸開放的意識觀念的關照下，黃佩華以對民族未來的向往為基礎去挖掘國民靈魂的負麵因素，去暴露阻礙民族進步的國民性的原生態。他無意以美麗的花環去裝扮自己的民族，因為他深沉，他清醒地意識到那無益於我們民族的進步。
對普通人生存狀態的關注和對民族地域文化的注視在黃佩華的兩部小說《遠地混沌》（《廣西文學》1992年第10期）、《涉過紅水》（《當代》1993年第3期）中表現突出，兩部小說都隱藏了作者的滄桑感和沉重感。《遠地混沌》在黃佩華的小說創作道路上具有超越性的意義。在這部小說裏，黃佩華的人物塑造趨向成熟。一個落後的偏僻的小水泥廠是人物的生存背景，王慶剛、李亞鬆、狗熊們的日子就在這背景之下展示。生活的重壓和自身的弱點使他們都沒能擺脫悲劇的命運。作品中的“我”是故事的參與者，更是故事的旁觀者。作為一個旁觀者，他表現出令所有人物都黯淡的冷靜、睿智。水泥廠的後進折射出我們民族的後進，而人物的悲劇又使我們反思我們民族的生存狀態、文化意識。當作品在“王慶剛倒在瓦礫堆裏，血肉模糊，我都差點認不出他了”的定格中結束，我們似乎拂去了生命中人為的塵垢獲得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頓悟。《涉過紅水》迷漫出濃鬱的民族情緒，生動地再現了紅水河的人文和地域風貌，於平淡平凡中透發出醇厚的綿長意味。小說敘述的是一個善良的壯族老人巴桑的故事。巴桑一家住在紅河岸邊的野豬窩，幾十年如一日，巴桑從紅水河撈起無數的落水者並為他們一一裝鹼下葬，河下遊建起的水電站要淹沒附近的河穀，巴桑和他的老伴因為要將那些埋在紅河邊的骸骨移到高地來不及撤離，在溶洞裏被河水吞沒。這些落水者承載著紅水河地區半個多世紀的風雲曆史。巴桑對落水者深沉的注視毋寧說是對民族曆史的注視，他如同一位超越時間的曆史老人，一一品評死者的生平及所及的曆史，這品評使我們感到沉重，畢竟我們的民族曆盡磨難，飽經滄桑，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改變那份對曆史的深情。透過紅水河我們審視我們民族的曆史，麵對曆史的滄桑感和沉重感，也許是作品所要表達的主旨內容。
總之，黃佩華的小說大都給人沉重感。這當然得益於他對生活的沉重感受。他來自桂西北鄉村，生活使他充分體驗了生存的艱辛和苦澀，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又促使他企圖通過自己的作品去化解一些沉重。麵對曆史的滄桑人生的嚴峻，麵對改革大潮下我們民族的遲鈍，黃佩華用理性的眼光進行審視，把銳利的筆鋒直指向我們民族的曆史和現實，甚至企圖指向我們民族的未來。他的小說總體說來已經突破了我們民族延續已久的民間文化氛圍，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下引領我們在人生本質真實的層麵去探討我們民族的曆史文化、生存狀況，獲得了一定意義上的超越。惟其沉重而深刻，所以才令我們清醒。
三
黃佩華的小說給人以沉重感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他的沉重主要由作品的內容主旨來承載。形式上，黃佩華的小說卻相對地隨意、散漫，體現了一個逐步成熟的作家對小說形式把握的日漸嫻熟，也表明他具有堅忍的心理承受力和克製力，能夠把嚴酷的生活、沉重的感受從從容容、瀟瀟灑灑地再現出來，使讀者在感受沉重的同時體驗到那份難得的自在、瀟灑。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作為一個壯族作家，家鄉人的表達方式不可避免地浸潤了黃佩華的思維。但是黃佩華畢竟已經從鄉村走了出來，他吸收了許多外來的優秀的東西。以1989年就讀於北京魯迅文學院創作進修班為界，黃佩華小說語言特色的改變是非常明顯的。之前的他，作品散發著濃鬱的桂西北山區的鄉土氣息，簡直就是地地道道的純正的桂西北鄉村語言的筆錄。如：
秀媛沒好氣地瞪姑娘一眼：“我偷什麼了？我這是堂堂正正地生，誌育算初婚。你姑娘家懂個屁，要仔又不是上街買東西，想幾時得就幾時得。”（《傾斜的吊腳樓》）
也許黃佩華老家某個潑辣的大嫂曾以這樣的語言給過計生人員難堪，而他隻不過順手拈來，寫成文字罷了。這樣的語言在黃佩華的早期作品中隨手可拾，顯示了一個民族作家的憨厚、質樸。但惟其質樸，有時又顯得粗糙，甚至於粗俗。後期的黃佩華逐步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廣闊的領域，吸收了外來語言的特點，形成了背靠民族文化背景，而又麵向整個時代的語言藝術特色。女口：
矮子是個男人，他隻穿一件單衣，前襟敞開，露出胸膛，下麵穿條短褲，赤腳。秋月黎明的空氣有些清冽，他麵對黑夜舒展雙臂，哈出一口啞氣，然後抱緊胸，搖開羅圈腿，遊進村巷。（《異味》）
看似漫不經心的幾句話卻勾勒出矮子的外形、動作，細一體會，我們不難發現作者駕馭語言的匠心獨運。黃佩華明白躺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睡大覺無法跟上時代的發展，一個光強調自己的特色，不敢或不屑於去吸收別人的長處的民族是無力到世界文化格局中去做競爭的。於是，他借著自己對外界的接觸，努力調整自己對語言的掌握，注意對地方情趣的民族方言詞彙進行提煉，並且融合了外來的東西，形成了平淡而醇厚的語言個性。可以說，他對小說語言的把握是越來越得心應手了。
黃佩華小說的結構也是比較散漫的，他不怎麼注意故事的完整性，隻是提供一個個的生命意象，讓讀者從這些意象中得到生命的感悟。他無意以自己的主觀去引導和說服什麼，而是企圖將」人生現象的原貌展示在讀者麵前，讓讀者自己去評判。這些生命意象也並不是一盤散沙，它們有著內在的融合關照。《漂向大河》以阿貴的造船漂流為線索，串起外界的誘惑和祖文的責備，沒有完整的情節，甚至不是一個故事，然而我們卻可以體驗到現代文明對古老的山村文明的衝擊及對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啟示。《回家過年》以“我”回家所曆串起了兩種文化衝突引起的種種迷惘，《涉過紅水》以巴桑經曆為線串起了紅水河半個世紀的滄桑，《異味》則以隊長尋找所謂的“異味”為線引領我們領略了改革大潮衝擊下鄉村生活片片破落的風景和我們民族在時代大潮衝擊下的遲鈍。黃佩華無意去追求離奇的故事情節，他吸收了新寫實小說強調散漫化、原生化、複雜化的真實觀，注重人物、細節等組合而成的人生現象本身，又用一條內在的線把這些零落的人生片斷串起來，構成了自己獨特的小說世界。他不懈的追求和深厚的藝術功底，使他對人生現象的把握顯得得心應手，隨意、散漫的結構卻蘊含著匠心。
黃佩華的瀟灑還體現在他對小說意象的把握上。他寫生活，固然不僅僅是為了表現生活，生活隻是他小說內涵的載體罷了。他的小說常常在平淡瑣碎的生活中寓意深刻的理性。盡管他無意以主觀去說服什麼，但他提供的人生現象本身已包涵著不可抗拒的生活實質。他的小說有很濃的象征意味，也可以說是寓言性的。他在十餘年的創作道路上已形成了屬於自我的風度和自我的範式，他采用的基本上是傳統的寫實手法，但他也不僅僅滿足於傳統的繼承，而是努力開掘富有個性色彩的藝術天地。《小城公務》（《上海文學》1990年第12期）是一篇具有濃烈政治文化色彩的小說，寫的是一個縣委宣傳部長無可奈何地擔任打狗隊長的故事，展示了打狗事件中各種人的心態。黃佩華關心政治文化，但作品隱含極深，他像一個局外人冷靜地觀看打狗事件中小城人的種種心態。一樁並不重大的公務寓意著政治權利對人們生活的左右及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弊病。《異味》則以隊長尋找所謂的異味為線索，寫出了國民心態中的陰暗。黃佩華的小說猶如一個個青橄欖，苦，滲透在生活的深層次的反映和探索中，苦得人心裏發緊；苦，又苦得人不忍舍棄。待細一咀嚼，卻可以體會到其中醇厚而綿長的韻味。
總之，黃佩華小說藝術上是逐步走向成熟的。他的語言平實而流暢，結構隨意卻富有匠心，敘述冷靜而深沉，於平淡瑣碎的生活深藏哲理。他頗有藝術膽識和創新的勇氣，敢於追求自己的個性。但願他不斷吸收優秀的文化傳統，始終清醒而深沉，不把自己迷失。
作為一名編輯，黃佩華在不長的十餘年時間裏，在有感而書的動力驅使下，發表了百餘萬字的作品，數量可謂可觀。而從他的作品發表的刊物級別上看，作品的質量也在日益提高。他承認自己不是天才，不過這個世界上天才畢竟是少數。黃佩華是清醒而成熟的，用不著誰給他提醒“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他一直在不懈地追求。他良好的藝術感覺和嚴肅的創作態度，為他，也為廣西的讀者預示了美好的前景。在世紀交接的關鍵，我們期待著黃佩華把每一部新作品的出籠都當成新的起點，在這個世紀的太陽將要沉沒的時候，獻上一份豐厚的葬禮……原載《民族文學研究》1996年第7期
相思湖畔的“印地安人”
―記學者型作家容本鎮
林建華
7年前，我曾在《新鬆恨不高千尺》（《南方文壇》1994年第1期）的評論中，把本鎮定位為“學者型作家”，並承諾：“本鎮今後將如何發展， 目前還是未定之勢。這位年僅30多歲就已展現了多方麵才能而又含而不露、寧靜自處的年輕人，將來我極可能要重新為他‘定位’。但不管他將來從政或從文，在他再度輝煌的時候，我都將欣然命筆，為他再做一篇新的文章。”
7年過去，當我再次為本鎮“定位”的時候，又一次頗費躊躇：他出版過反應熱烈的長篇小說《古海角血祭》，是廣西作家協會理事，毫無疑問是個作家；他發表過大量論文和評論，主編或合作撰寫過多種學術類著作， 目前兼任中國寫作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廣西文藝理論家協會副主席、廣西寫作學會副會長等重要學術職務，理所當然稱得上是學者和評論家；他現任廣西民族學院副院長，又是一名高校的“官員”……把本鎮定位在哪一點上都無法反映出他多方麵的才華和業績。思慮再三，還是他自己說過的一句話最能反映出他的特點―他曾戲稱：“我是相思湖畔的印地安人，一個地地道道的土著居民。”
相思湖位於廣西首府南寧市西郊，是個美麗的校園之湖、文學之湖，又是本鎮的青春之湖、生命之湖。從1978年到現在，從20歲到43歲，本鎮已在相思湖畔學習、工作、生活了23個春秋，他也由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大學生成長為一名學有所成的教授和校級領導。20多年來，相思湖以博大的胸懷接納了他，以豐厚的營養哺育了他，而他則以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回報了母校，回報了相思湖。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江春水向東流”已成為一種難以抵擋的誘惑和時尚。本鎮也有過多次調往廣東工作或調到區內黨政部門工作的機會，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廣西，選擇了相思湖。他甘願做一名留守相思湖的“印地安人”。從廣西民族學院畢業出去的弟子中，有人往往恥於承認是這所地處南國邊睡的地方民族院校的畢業生，在介紹自己的簡曆時，隻含糊地寫畢業於“某高校”或“南方某高校”。本鎮出身於漢族，又來自經濟基礎較好的南流江畔，但他從不諱言自己是廣西民族學院的弟子，不諱言自己科班門第的“卑微”，僅此一點，足見他對相思湖的摯愛、 自豪和心地的坦然。在這所多民族彙聚與和睦相處的高校裏，他無論是作為一名專業教師還是作為學校的管理者，對工作總是全身心地投人，無怨無悔地奉獻。他不僅把相思湖作為自己長期駐守的人生牧地，作為揮灑多彩人生的金色營盤，同時也把追求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與學院的命運和前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廣西民族學院不斷發展壯大的見證人，又是促進廣西民族學院教育事業發展的直接參與者！
本鎮對相思湖的熱愛，還表現在他努力為學院打造“品牌”的自覺行動上。他深知一所高校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和發展，必須有自己的學科優勢和品牌，尤其是業已存在的優勢必須好好挖掘、總結和宜傳。幾十年來，從廣西民族學院走出了大批作家、詩人和評論家，逐步形成了令文壇矚目的“相思湖作家群”。為了把這一“品牌”更響亮地打出去，也為了在校內營造更濃厚的創作氛圍，早在5年前他就撰寫了（相思湖作家群現象溯源》一文，對“相思湖作家群”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和原因進行了係統深人的分析與探討。在學院黨委的大力支持下，經本鎮和諸多同仁的共同策劃和努力，2000年6月8日，又由廣西文藝理論家協會、廣西民族學院聯合召開了“相思湖作家群現象”研討會，共有100多位來自北京、上海、香港、台灣和區內的代表出席了會議，近30家區內外新聞媒體對研討會的召開作了報道，大大提高了廣西民族學院在社會上的影響和知名度，讓更多的人知道了廣西有個“相思湖作家群”。作為主要策劃者和組織者，本鎮為研討會的成功召開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和心血，付出了艱辛的勞動。
值得一提的是，本鎮雖然長期駐守相思湖，但並沒有因為偏居一隅而孤陋寡聞，且不說大學校園是個人文薈萃、資訊集散之地，僅以本鎮“行萬裏路”的豐富閱曆，也使他具有了一種開闊而又開放的襟懷和眼光。他先後到廣州、武漢、北京等地進修學習，遊曆過南至香港北至黑龍江的大半個中國，並訪問過美國、澳大利亞、越南、泰國、老撾等國家，還以旅遊者的身份到過俄羅斯遠東地區。在廣西的作家隊伍中，本鎮應是出訪過較多國家和地區的其中一位。這種閱曆與見聞，對於本鎮來說是一種很寶貴的生活體驗和資源積累。
據我所知，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相思湖作家群中，從事長篇小說創作的人並不多，大概隻有藍懷昌、劉文勇、黃佩華、容本鎮等人。本鎮的長篇《古海角血祭》的出版，無論對於作者本人還是對於相思湖作家群來說，都是一件值得記述的事情。
本鎮為創作《古海角血祭》這部長篇，前後積累和準備了10多年，真正是“十年磨一劍”。在這部20多萬字的作品中，作者滿腔熱情地描寫了家鄉北部灣抗日戰爭時期的一段可歌可泣的曆史故事，字裏行間流露出了作者對家鄉的熱愛和對黨的讚頌。小說出版之初，很快受到文學界和新聞界的關注和好評，但隨之而來卻是毀譽之聲交錯出現，並漸漸演變成了一場超出作品爭鳴範圍的風波，本鎮自然也被卷進了這場風波的旋渦中心。批評者主要是當年曾參加過北部灣抗日鬥爭的老同誌，他們不僅對小說口誅筆伐，甚至揚言要把作者訴上公堂。本鎮絕不想到他的小說會引出這樣的結果，其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但對作品持肯定態度和支持本鎮進行藝術探索的人也不少，一時間爭論雙方可以說是徑渭分明。這場爭論，也成為當時廣西文壇的“熱點”之一。
對於《古海角血祭》及其引發的爭論，我已在《新鬆恨不高千尺》一文中談過自己的看法，這裏不想再重複。我想說的是本鎮對待這件事的態度。當本鎮得知李英敏等一些離休老幹部對小說有意見並提出嚴厲批評時，曾多次主動到李老家登門拜訪，承認自己創作上的某些失誤，表示誠懇的道歉，希望能平息或緩和老幹部們的怒氣。但或許本鎮的自我批評離老幹部們的要求甚遠，未獲認可。而本鎮認為自己寫的是小說，不是曆史，不能當成曆史來讀；說他故意美化國民黨反動派，醜化共產黨英雄人物，是“反共反人民”，他更是不能接受和承認。但老幹部們卻不依不饒，一定要本鎮按他們的意見承認錯誤，作出深刻檢討。本鎮隻好放棄爭取緩和矛盾的努力，靜候事態的發展而聽天由命了。在僵持中過去了一年多，事情才漸漸平靜下來。
在對作品公開爭論過程中，本鎮始終保持沉默，沒有在報刊上寫過任何文字進行反駁或為自己辯解。作為大學教師，他有無數的機會談自己的看法，但他也從不利用講台談論這件事，以至於一些後來進校的大學生隻知道他寫過長篇小說，卻不知道他的作品曾引起過這麼一場爭論。1996年，李英敏80大壽時，本鎮曾專門買了一盆常青樹送去給李老祝壽，還寫了一首題為《傳奇人生》的詩發表在1996年4月28日《南國詩報》上：
南國長夜暗淒迷，
書生擲筆披征衣。
莽莽群山傳聖火，
滔滔南流斬頑敵。
椰島長嘯風雲湧，
蕉林放歌凱旋歸。
荷槍戰士今何在？
傳奇人生寫傳奇！
詩中對李老一生不平凡的經曆和業績進行了高度概述，並滿溢著敬佩之情。作為一個年輕人，能有如此氣量與胸襟，實屬難得。一部作品能引起關注―不管這種關注的方式和結果如何―對於作家來說總是一件幸事，總比沒人理睬要強；一生中能有這麼一段豐富多彩的插曲，也是人生的一件幸事。對待自己的人生曆史不忌諱，不回避，不隱惡揚善，也是一種自信的表現，一種豁達的人生境界！
三
自創作《古海角血祭》之後，本鎮曾想繼續創作長篇小說，但因工作和時間上的原因，這一計劃便擱置了下來。雖也寫過一些散文、報告文學之類的作品，但主要精力卻放到了管理工作和學術研究上。我曾讚賞過他發表在《博覽群書》1992年第5期上的評論《散文研究領域的新開拓》，指出這是一篇含金量很足而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近年來他又撰寫了一批很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和評論，其中《壯族當代文學研究的裏程碑——評黃紹清〈壯族當代文學引論〉》就是很見功力的一篇。黃紹清教授是我的師兄和文友，他的這部由壯族著名老作家陸地作序的大著1993年剛剛出版，就寄贈給我，希望我能為之寫篇評論。我本是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和中西文化比較的，但由於當時在民族學方麵的知識準備不足，隻好望而卻步。在桂林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策劃組織專家們對該社出版的重點圖書寫一批書評，準備彙編成《咀華錄》一書出版，本鎮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近30萬字的《壯族當代文學引論》。接受任務後，本鎮曾征求過我的意見，我說，黃紹清教授是研究壯族文學的權威，寫他的評論可能出力不討好。但本鎮並沒有退縮。評論寫出來後，得到了黃紹清教授的首肯，在出書之前，廣西的《三月三》雜誌首先全文發表，繼而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民族文學》又在創刊十五周年專號上作為重點理論稿全文登載，引起了評論界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