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長勳的這部《背影》無疑是一個研究的成果，是理性與智性的產物。他充分地占有資料，通過資料去再現傳主的人生經曆和文化旅程；他深人考察傳主生活的這個時代及其文化走向，然後將傳主的學術文化思想放到這一特定背景上加以梳理，給它定位。
於是，我們從書中讀到的餘教授的全部經曆，都不是一般世俗意義上的際遇、遭逢的故事，而是從一個獨特視角展現的充滿對價值與意義追尋的人生圖畫。這幅人生圖畫與那些世俗的生平故事比較起來， 自有其精彩與動人之處。因為人們從中可以看到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以及同樣可以稱得上悠久與宏富的異域文明，如何在一個學人身上遇合、碰撞並融會貫通的，它們又如何在當代文化創造的廣闊平台上獨樹一幟，如何在廣大受眾的閱讀中煥發出魅力來的。
應該承認，本著研究和學術性闡釋的方式來寫傳記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在這一種方式的寫作中，作者拒絕了一切傳記中不可或缺的直接來源於生活的具體―具體的過程、場景、氛圍乃至細節。作者賦予傳記的隻能是經他理解過、掂量過，寓含著特定價值的具體，而後者在形態上還必須與生活中原生態的具體內容保持曆史準確度上和真實性上的一致。為此，作者不僅需要付出艱苦的勞動去熟悉有關的資料，去篩選並整合它們，以便形成帶有明顯傾向性的敘述，而且為了保證這敘述的真實、可靠，作者在文稿付梓之前，特意約見傳主並請他過目―這樣一來，他們在8年後又第二次握手。
作者自覺地選擇了這樣一條難度很高的寫作之路，8年辛苦真是不同尋常；8年前，作者還是一個傳主學術成就與人格魅力的仰慕者，還是一個向傳主虛心求教的誠懇勤奮的學生；8年間卻一步步跟上了傳主的學術思路，一點點參悟了傳主的學術成果，進而能分析它、闡釋它。姑無論這些分析與闡釋是否都很準確，但它們至少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是觀點鮮明、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一家之言。這一家之言不僅確立了自己在當代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而且維護著自己的研究對象的理論立場與學術聲譽，並對那些來自各方麵的誤會乃至曲解一一加以解釋、澄清甚至批駁。有關這些方麵的文字在書中占的篇幅不少，它使這部傳記平添了一份探尋真知的勇氣與坦言直辯的風采。在當前的學術文化領域，這是難得一見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廣西的學術文化現象研究取得不小成績，但像這樣一部內容豐富、論析深人且又能貼近學術文化界的實際，並具有求真的銳氣與熱情的評傳，是不多見的。它的出版，無疑是廣西這方麵的研究水平躍上了一個新台階的重要標誌！
寫於2001年3月
激情的寫作 理性的堅守
―陸卓寧文學評論的風格
陳國理
文學研究是一種學問，需要研究者訴諸理性，對研究的對象洞幽燭微，發現其內在的奧秘。文學研究又是一項審美的探險，需要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進行情感交流和心靈的溝通，在審美再創造中別有會心，方能用獨特的美的體驗豐富理性的發現，使研究的成果更好地體現出文學的特點。在文學研究中，如何使理性與感性互相滲透、互相激發，彼此提升，獲得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一向是我所關注的焦點，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遺憾的是天資愚鈍，雖勤奮而難以彌補資質上的欠缺，所以向無重要的建樹，隻有心向往之。
近來偶爾讀到陸卓寧的一組文學評論文章，發現她在追求激情與理性相統一的研究風格方麵頗有特色，讓閱讀者既獲得理性的啟示又感受到閱讀的快感，這使我更加堅信我原來所向往的目標是有意義的。
讀陸卓寧的文章，能感覺得到她常有靜夜沉思的時候：罩在水樣的燈光裏，體會人生的豐富，思考生命的本真。但她很少淺斟低唱，而是喜歡從研究的對象聯想開去，鉤深致遠，進行社會的、文化的、哲思的批判，讓一種豐富的情感體驗和明晰的理性維度相互激活，從而使研究成果既有學理的深意又有文學美的質感。《不同生存形態中的同一文化意旨》，是她評論台灣女作家李昂最負盛名的兩部作品《殺夫》和 暗夜》的，發表較早，已經顯示了她的這一特點。文章透過李昂這兩篇作品所描寫的殺氣騰騰的地獄般的生活場景和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的性泛濫、爾虞我詐來剖析人性的缺陷。其中對夫權文化的猛烈攻擊，似乎有一種女權主義的批評傾向，但她最終又回歸了社會的文化的批判立場，強調社會人退化為動物人是在一定的社會曆史環境發生的，認為這“既體現出作者對人生的深刻理解，同時也包含著豐富的社會性內容以及批判傾向”。我認為，這也正是陸卓寧自己的傾向，她與作者有了一種感性與理性相統一的強烈共鳴。
最能顯示陸卓寧評論個性、且受到學術界較為廣泛關注的，是她的一組研究海峽兩岸當代文學發展流變問題的文章。這4篇文章在1999年一年的時間裏連續發表，先後全部被《全國高校文科學報文摘》摘錄，應該說是在這一研究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收獲。一般研究台港文學，總是側重於強調兩者與大陸母體文學相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特點。這種研究模式是有效的，它有助於揭示文學傳播與發展的規律。但陸卓寧采用了逆向思維的方法，別具慧眼地指出了海峽兩岸當代文學發展的殊途同歸的性質。她認為隨著1949年中國政治格局的大變動，海峽兩岸在意識形態和經濟體製等方麵雖然完全進人了敵對和隔絕狀態，文學也因此表現出了不同的價值取向，但是不同的文學表征卻難以掩蓋發展流變過程中的根本一致性。
她把這種一致性首先描述為海峽兩岸的文學共同經曆了“從偏狹到拓展”的發展曆程。大陸1949年以後的文學，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受到“左”傾政治路線越來越嚴重的幹擾，到“文革”，文學走進了偏狹的死胡同。直至新時期，文學才重新拓展存在空間，逐漸表現出藝術的自覺性，開始以自信的姿態與世界文學進行對話，構建多元共生的20世紀90年代繁複的文學狀貌。陸卓寧認為這恰好與台灣文學的基本走向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說，台灣文學在此期間也經曆了相似的曆程。她把這一曆程概括為：“以政治功利為目的的‘反共文學’、‘戰鬥文藝’～企圖作為突圍的‘現代派文學’～以張揚民族意識為主旨的‘鄉土文學’～以認同和回歸為意涵的文學多元格局。”透過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海峽兩岸的文學在處理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方麵的確走過了一條大致相同的道路。強調兩者的殊途同歸，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富有啟示意義。
那麼，海峽兩岸文學殊途同歸的內在依據又是什麼呢？陸卓寧並沒有滿足於結論的勾勒，而是由此深人探究。認為其內存依據就是千百年來由屈原、杜甫、魯迅等一個個民族文學巨匠寫就的文學史所凝成的中華民族情結和精神品性。它們有如碩大沉穩的磐石，挺立於海峽兩岸的文學長河中，決定了彼此文學的狀挽。她把這種任由時空阻隔、曆史風雲激蕩都無法銷蝕和撕裂的民族精神原動力，界定為“強烈的曆史使命感”、“民族優患意識”和“具有典型的東方色彩的民族審美思維”。這顯然抓住了問題的根本，足以解釋海峽兩岸為何在不同的語境中，共同走劉了一個從現實主義到非現實主義，再到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彼此消長和升華的過程，足以解釋兩岸文學為何在意識形態和經濟體製等方麵雖然完全進人了敵對和隔絕狀態卻具有相同的內在品質。
有意義的是，陸卓寧理性思維的觸角，逼迫她“打爛沙鍋問到底”，不留情麵地揭示了問題的更深一麵。——在海峽兩岸文學殊途同歸的發展趨向中，事實上都共同存在著一種更為深層的曆史積澱，即大國驕民的夜郎心態所導致的深重的民族自卑感，以及“重建以民族自強為核心的新的價值體係”的意願石她認為，夜郎心態在大陸表現為一度陷於“文化大國”、“世界革命的中心”之類的幻覺中；在台灣則是以與母體大陸的對立，不承認民族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為前提的“劃地為牢”。陸卓寧認為夜郎心態是民族自卑感的變柑表現，它限製了中華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而重建以民族自強為核心的新的價值體係，則反映了中華文學發展的內在需要，彼此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張力以及從前者向後者轉化的趨勢。基於對海峽兩岸文學的深刻體悟，陸卓寧有一個美好的心願和堅定的信念：“海峽兩岸當代文學發展流變的殊途同歸，既是彼此從未停止過的共時性的傳統對話和曆時性的現實關注合乎邏輯的曆史發展，更是為曆史的融通和文學的整合揭示並進一步準備了情感、思想、文化的曆史條件，由此昭示出以文學為表征的‘一個中國’的前景。”這一心願深蘊情感而又相當理性，讓人極受啟示而深有同感。
對海峽兩岸當代文學流變的研究，集中反映出陸卓寧思考間題時理性與感性互相滲透、互相激蕩的特點。她對兩岸文學發展曆程的把握，對其特點的辨識，對其前景的展望，視野開闊，不落俗套，而又冷靜、理性、嚴謹，顯示出一個學者所必須具備的獨立思考精神和良好的曆史分寸感。但她的理性背後有激情，有她作為審美主體的強烈的情感投人。比如，首篇文章的開頭，“這份驚喜是突如其來的。曆史，終於展示了它的博大，讓橫亙於大陸台灣兩岸間的海峽逐漸變得親和而不再完全是屏障。於是，在諸多非文學因素的啟動下，我們意外地發現，海峽的彼岸竟然還有著一個如此鮮活而又親切的漢文學世界：在這裏，也吟詠‘關關唯雞，在河之洲’；在這裏，也尊奉人倫，天理；在這裏……”。一個嚴肅甚至敏感的話題，卻是如此富有情感的敘述，讀來不能不讓人感受到強烈的情感撞擊從而進人痛切地追思。從根本上說，陸卓寧這種強烈的主體情感是對審美對象的一種獨特體驗，也是對中華民族的大愛。很明顯，情感的投入不僅沒有損害理性的判斷，反而提升了理性思考的力度和境界，使她發現並且抓住了海峽兩岸當代文學發展流變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並在此基礎上給出了理性而又充滿激情的回答，從而拓展了海峽兩岸當代文學研究的領域。
需要強調的是，陸卓寧的藝術悟性在一些作品的解讀中表現得格外明顯。比如，對於台灣“戰鬥文藝”的一係列“應景之作”，她在進行了政治色彩及其相關層麵的剝離後，仔細分辨出了這些所謂的“戰鬥文藝”，在對失敗感的自我安慰中實際上也涵蓋著“國已不國的悲涼”和“國家統一的執著意誌”。指出“這種扭曲的變態的民族情結畢竟在客觀上表現出了維護海峽兩岸的共同利益和中華民族前途的意義”。又比如，對在台灣現代派文學對傳統文化的拒絕中，她又極為細膩地體驗到了寫作者的一種曲折的對故國家園的追思，對親情、友情和民族情感的渴望。所有這些方麵，顯示出陸卓寧具備了良好的藝術素養和敏銳的審美直覺。我以為，她的這方麵才能與她的理性思辯結合起來，正是構成了她對海峽兩岸文學研究這組文章所以寫得情理並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動力。
不錯，對於文學研究風格的界說，也是見仁見智的。總題就在於，文學，畢竟是主體精神領域中人的自由本質的感性顯現，即便是對它進行理論的確證也不可迷失其根本的特質。但是，在研究中如何堅守理性的高度而又不失審美的質感，這常常被人們聽“顧此失彼”，或者是在高揚“理論”的名義下而對敘事的不屑，尤其是，在西方文化思潮及其多元方法論的影響下，文學研究對於一些論者則成為了概念和術語的展覽，這不但帶來了閱讀均艱澀，往往還會造成人們對文學批評的隔膜。因此，陸卓寧文筍研究中理性與激情的融通倒是別有意義的。
寫於2001年8月
理論之旅的跋涉者
―黃倫生理論探索述評
童雪
一、艱難而紮實的上曆程
黃倫生不是那種“自我感覺良好”的人，更不善於表現自己。因此，當黑黑瘦瘦、言語不多的他出現在“才子”濟濟的廣西民院中文係77級新生中時，實在是一點也不引人注目。他出生於一個鄉村教師家庭，童年時代吃過許多苦。艱難的曆程告訴他，不必嫉妒，也不必自卑，一切要靠自己的緣分，或者說靠自己的努力。第三學年，中文係首次舉行文藝評論比賽，沒想到，是他獨占鼇頭，得了第一名。他自己認為這是幸運，然而接近他的同學都知道，3年來，他早已越出功課的範圍，默默地讀了許多書。這一小小的成功，隻不過是他未來文藝理論研究的端倪而已。4年大學生活結束，黃倫生以所有功課全優的成績留校任教，這時他開始陸陸續續發表一些評論和理論文章。《民族文學研究》擴西文學》《廣西文學之友》等刊物和《廣西日報》、廣西廣播電台都用過他的文章。1985年很使中國南部文壇騷動了一陣的廣西“百越境界”的提出與爭鳴，其中就有他數篇理論探索和作品評論文章，在這個文藝現象中起了一定的推波助瀾作用。正是在這勢頭似乎還不錯的時候，他作了一個令許多人不解的決定―報考碩士研究生。此時他已年屆而立，上有老，下有小，重新回到艱苦的學生生活，代價是不小的。但是，隻有他最了解自己：他不像某些人那樣“才華橫溢”，能從幾分的“認識”衍化出七八分的“理論”，再十二分地發揮感覺，洋洋灑灑便可成文；恰恰相反，黃倫生總是感到， 自己如果要寫出幾分的認識，則必須有八九分的理論和十二分的基礎作後盾，否則便感到底氣不足。他需要實實在在地充實自己。他別無選擇。
3年後，他以優異的成績再一次結束學生生活。此時，已頗有“洞中才數月，世上已千年”的感覺，同仁、學友中升官的升官、發財的發財、成“家”的“成家”，隻有他揣著在世俗眼光中已不值一文的碩士學位證，麵對一貧如洗的家，連最基本的職稱也給耽誤了。然而，他自己清楚，他失去了什麼，可也得到了什麼。他無悔無怨。
1988年7月，黃倫生到人稱“清水衙門”的社科院報到了，便坐下來安心地、執著地寫起一篇又一篇文章來。此時，他的眼光已不再放在作品和作家本身，也不放在文學本身，而是力圖從更深的、更原本的、更有層次和更立體的角度去研究文學、文藝和審美現象。他寫每一篇文章，都力求有一定的角度、一定的內容、一定的分量。不搞“廣種薄收”，更不敢粗製濫造，而是實實在在地寫了一篇又一篇。雖說不上“一發不可收”，可也陸陸續續，成果不斷。幾年來，他在《學術論壇》《廣西大學學報》《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廣西師大學報》《廣西師大研究生學報》《南方文壇》《社會科學家》《廣西民族研究》等區內理論刊物及《當代文壇報》《雲南大學學報》等外省刊物，共發表理論文章50多篇，其中有幾篇還被國內有權威的文摘刊物摘登。1992年。他與人合作，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了古典文論研究專著《經義概》《詞曲概》的注譯本，做了前人所未做的工作。與此同時，他積極為自己的理論專著做各方麵的準備。曆經3個寒暑的辛勤耕耘，黃倫生於1992年完成了廣東，方天國的神秘之門―中國巫術文化探源》的寫作，又經多方周折，這本25萬字的專著於1993年8月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至此，黃倫生的學術研究成果已發表近百萬字。
二、他追求理論的穿透力
為方便起見，我們可試將黃倫生的理論成果分類研究如下：
（一）評論：懇切而又有物，體諒而又尖銳
在黃倫生的成果中，評論所占的比例不多，總共約20篇。互是因為：他的主攻方向不是評論；其次，對於評論，因為涉及到具體的人和事，他是持比較審慎的態度的。他認為，泛泛而談的應景之作沒有什麼意義，而一味逢迎作者，隻講好話，雖博得皆大歡喜，其實又是最淺薄無用。但是，如果隻給作品挑毛病，
潑冷水，固然是又顯水平又痛快淋漓的了，而這又不是忠厚之輩所能為的。在他看來，文學批評不僅是一種藝術哲學實踐，而是一種道德實踐。所以，評論文章好寫，但真正做到中肯、言之有物，讓作者心悅誠服卻是不容易的。從這種認識出發，黃倫生如果要為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寫評論，總是要反複研究，品味作品，真正找到了與作家心靈感應的契合點，並確信能提出一些中肯有用的意見後，才肯動筆的。他評論過作品的有作家也有理論家。當然，這些作家理論家多是區內聞名遐邇的，但“名聲”卻並不是黃倫生選擇評淪對象的出發點，他相信心靈的選擇。如果沒有心靈感應哪怕作品再好，作家再有名，他也感到難以下筆，因為他不願用應景文章來襲讀作家作品。為此，有時他感到對不起某些作者。相反，有些作家名氣並不太大，作品在藝術上也尚嫌粗糙，但作品中有靈氣、有真情的東西打動了他，他便情不自禁地寫出中肯的評論來。如他閱讀了煤炭工人作家劉烽寫煤炭工人的作品（第三人間），即被作品表現生活的絕對“原汁原味”所深深感動，因此，他這樣評論作家：“劉烽是從礦井中爬出來的作家，他的膽識來自於他對煤礦工人那艱辛和沉重生活的真切體驗與理解，來自於他對生活於這艱辛和沉重中的同胞的深深同情……他的作品中所流露出來的優患與激情，常常以跟他所描述的生活同樣樸素與率直的質感，不加修飾地呈現於字裏行間。基於這樣的理解，我寧願把作品中的諸多粗糙與不足，看成是一種有意識的讓步：他寧可讓讀者懷疑他描摹生活的藝術功力，也不願為了展示自己的藝術技巧而使讀者對所描寫生活的真實性產生懷疑；他寧可將原煤一般的礦工生活交給讀者，讓讀者在煉燒過程中發現它的光和熱。而不願把推眼的光和熱過多地渲染，讓讀者忘卻‘煤’的原樣。出於對礦工的偏愛，劉烽常常以一種寬容的眼光來看待他們身上的缺陷與不足……更沒有將他們推上審判台，用批判的利刀往他們身上猛割，一捅完事……”看得出來，黃倫生對作家的理解，不是僅僅停留在對作品內容和形式的諸因素的透徹分析，而更是與作家感情世界的溝通，是對作家創作的艱辛的體諒，是一種誠懇而寬容的心靈交流。當然，這種溝通，體諒和交流與“吹捧”、“遷就”是大有區別的。同樣，在這篇文章中，黃倫生又這樣指出：“在這些痛苦的表象之下，仍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價值的種種困惑……作家沒有理由不意識到這一點……無論是人物的苦難，還是他們的覺醒，都還缺乏深厚的哲學和文化意蘊。”因此，他說：“我以為劉烽的創作，仍麵臨著一種選擇，他如果要成為一個紀實文學或報告文學的大手筆，就已有了極好的優勢。”
其實從上麵兩點也可看出，黃倫生的研究縱、橫的跨度都很大，從遠古的《易經》《樂記》到現代的審美；巫術、神話、語言；文學的運用價值、心理、聯係、中介、規律、模式等均有涉獵。而每一方麵的涉獵都能自圓其說。這種大跨度研究得力於他紮實的理論功底和實踐練就的藝術膽識，他不喜歡人雲亦雲，而是隻要有所發現，便窮追不放，定要講出一番新道理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時甚至不得不作艱難的、繁瑣的界說和定義而致使人們產生“晦澀”和“怪”的感覺。但不管怎樣，人們不得不承認，他的理論文章角度是全新的，方法也是新的。雖然說“自成一家”也許早了一點，但至少這樣的文章是不會沒有收獲的。
總之，黃倫生的理論探索，追求的是對對象的宏觀把握、微觀深人和理性的穿透，能給人以較深的啟示。
（二）專著：中國文化的探源
黃倫生有專著兩部，一是與人合作的《藝概經義概注譯》和《〈藝概詞曲概〉注譯》合訂本，此書是研究清代文論家劉熙載的文藝思想的，此處不詳述。另一部是黃倫生獨著的《東方天國的神秘之門―中國巫術文化探源》，全書25萬字，是黃倫生的代表作。這是一部探索古老的中國巫術文化與整個民族文化關係的，縱橫涉獵幅度都很大的（縱的從遠古到現代，橫則涉及哲學、美學、文學、人類學、心理學甚至天文學、‘地理學等學科）有趣而又深奧的專著。寫作這部專著的動因是這樣的：近年來，他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關注中，發現了許多值得思考的現象。如，在人們越來越享受著現代科技帶來的種種實惠時，卻常常冒出些古老而又淺陋的怪事，如，裝飾豪華的卡拉OK廳中擺著“神完”；現代化城市街頭排列著算命攤；西裝革履的大學生配帶著十字架、護身符……崇高與淺薄、智慧與愚昧、文雅與庸俗，竟不可思議地糾合在一起。如果不是用“文化”的眼光而是用簡單的是非觀來判斷這一切，其結論必然是不盡如人意的。那麼，當代人這種奇怪的文化心裏的原始衝動在哪裏呢？黃倫生經反複開究，認為源遠流長的中國巫術是一個很好的切人口，於是開始了這方麵的探索。在這部著作中，他把中國的巫術當做中國文化整體中的一種現象加以考察。把巫術當做一種文化而不純是迷信，這是一個大膽的前提。但是，黃倫生認為，事實上，中國的巫術早已以其各種各樣的內容和形式構成了中華民族觀念世界中的一人特殊因子和文化實體，成為中國文化史中一個不可忽略的獨特成分，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它實際上已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盡管有許多影響是消極的），如中國的碑刻文化、廟堂文化、銅鼓文化、宗教文化等的形成發展無不與巫術有關。除此之外，巫術無不與科學的發展有一定關係。雖然從總體上說，巫術的本質是與科學相悖的，但在科學與非科學渾然未分的情形下，人們對它懷著極其嚴肅謹慎的態度，這就可能在某些方麵促使了科學的萌生，如占星（屬巫術）之於文學家（屬科學）。可以說，生長在中華民族土壤上的中國巫術，其體內浸潤著中國文化的汁液，研究它，無疑是研究中國文化的有效途徑。
黃倫生自幼生長在中國南方巫術氛圍相當濃厚的環境中，童蒙時代曾親睹為太祖超度亡魂的熱烈而神秘的場麵，家鄉特有的巫術儀式“跳嶺頭”中的“捉鬼”、“拜神”鬥法等情景造成的令人既好奇又懼怕的感覺，至今他仍記憶猶新；他也還記得至今令他感到神秘的會“算命”的堂兄教給的咒語。切身的感覺加上理論的武裝，使他對巫術有了全新的認識。因此，在這部專著中，他敘述巫術的源流，探究巫術的基本方法，闡釋巫術形式的內在意蘊。行文中或考據，或描述，或闡發，或論證，力求將他對巫術的獨特認識展示給讀者，以開拓人們的新視野。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在此書的藝術構造上，他特別注意知識性和學術性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盡量做到材料翔實，論證充分，深人淺出。在某種程度上，全書可作為中國巫術的簡史來閱讀，但“文化”的角度又使它給人們的啟迪決不僅僅停留在“史”的認識上。他試圖解開某些現代文明中出現的神秘的文化現象，在《巫術與審美》中，更是將古老而世俗的巫術與現代而高雅的審美相提並論，析理探源。這是一個全新的論題，他解決得怎樣呢？有心的人可拭目以待。
今年38歲的黃倫生跟大學時代已頗不同，因發福而顯得魁梧的身材抹去了黑黑瘦瘦的形象，朋友間的聚談中常因幽默而顯出自信，似乎有了一些中年學者的風範。但是，他仍不敢用良好的自我感覺來陶醉自己，也仍不善於表現、兜售自我。成熟使他更清醒。他不斷地以知識充實自己，不斷地以理論實踐來確證自己。曆史不承認“名聲”，要對得起人生，對得起自己，隻有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走下去！
寫於1993年10月
文學論壇上的默默耕耘者
―低佬族評論家銀建軍其人其事
黃慶軍
1991年金秋時節，《宜苑》在第三版整版發表了一篇署名維學的《廣西鄉土文學的一朵奇葩》一文，文章評論了一位長期紮根農村，以農村生活為題材，多角度、多側麵抒寫鄉親們的喜怒哀樂，描繪男人女人們的七情六欲的農民作家謝樹強。謝樹強以小說見長，作品頗多，原先不怎麼出名，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民作家。維學追蹤謝樹強的足跡，全方位去評析其作品，文章中關於民族風情、人文環境的種種思考和觀點，頗有見地、深人淺出，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和民俗觀，貼近中國當代的文藝思潮的評析，極易為讀者理解和接受。
這位評論家是誰？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與我所在單位僅一牆之隔的河池師專的黨委副書記，真名叫銀建軍。
其實，我同建軍兄早就相識，隻是他太忙於公務，沒有機會長談。而銀兄沉默且內向，即使是河池地區最高學府的校級領導，別單位的人也不一定知道他。
好不容易才得跟他一席長談，那憔悴如斯的眼睛卻時刻放射出自信的光芒：我一定能讓人感到震驚！
我也被這種自信所震驚，但我發現這種自信不是吹噓和矜誇。於是我決定寫他，想必也受其自信心的鼓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