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農業文明中的人與自然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麵，農業文明與原始文明有一個最明顯的區別：原始文明中，人完全融合在自然之中，很大程度上屬於自然的一員，缺乏自主性。在農業文明中，人類與自然卻是一種對立的統一。人雖然也靠天吃飯，但是很多時候為了吃飯，卻要與天奮鬥，或者與天妥協——通過祭祀之類的宗教活動祈求上蒼給個好年成。在原始社會裏，遇到自然災害侵襲，人們更多的選擇是離開是非之地，尋找新的食物源。但在農業社會裏，遇到自然災害，人們更多的選擇，則是立足本土，組織全體社會成員抗災救災。當然，在更多的情況下，則是對自然環境的強烈依賴性：既要求土地平闊肥沃，又要求風調雨順；既要按季節適時農耕，又要根據不同區域選擇作物品種。在農業文明時期，所要達到的美好願望就是人與自然關係的天人合一，人與人關係的和為貴；所能設想的最好社會就是小康與大同。
這裏引中國農業文明時期，中國人對人與自然的態度，可看出農業文明的一些典型特征。
在傳統的中國人的世界中，天地也即自然界，是強大的、至高無上的，人們要尊重它,順應它。《黃帝內經·靈樞·逆順肥瘦篇》說：“聖人之為道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管子禁藏》說，隻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才能“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強”。如果人們的活動不是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而是任意地幹預自然、違反自然，則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禮記月令》中說“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飆風暴雨總至，藜秀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意思是說，不同時期應該實行與季節相應的政令，如果違背時令而濫發政令，就會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春正月實行夏季的政令,雨水就不會適時降臨,草和樹木就會早凋落,國家不時會有恐懼的事情發生。實行秋季的政令,人民就會有疫病大流行,狂風暴雨就會一起到來,藜莠蓬蒿等各種雜草就會一起瘋長。實行冬季的政令，就會有水澇敗壞農田，並將有雪霜造成大傷害，致使早春作物不能播種。
中國的傳統農學認為，作物本身是氣，作物主要感受環境中氣的陰陽狀況而生長發育。而環境中的陰陽狀況主要是由於日月的運動所決定的。《農說》中寫道：“冬至之後，陽漸長。立春，陽之出也。春分，陽氣之中也。立夏得陽三之二，至夏至而極矣。夏至陰生，夏至之後，陰漸長。立秋，陰之出也。秋分，陰氣之中也。立冬得陰三之二，至冬至而極矣。”這就是說，一年四季內，由於太陽照射時間長短的不同，導致地球上陰陽的不同狀況，從而影響到作物的生長發育。《管子形勢解》說：“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與由於日月運動所導致的四季變化相對應，作物生長發育表現為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生命周期。農業生產隻要順應天地陰陽的變化，適時從事耕耘收藏的活動，就必然豐收；並且隻有順應天地陰陽的變化，從事生產，農業才能豐收。而如果違背天地陰陽的變化，則必然是事倍功半，甚或勞而無獲。
在農業生產中，古代中國人主張嚴格地順應自然，反對盲目地幹預自然。認為違反自然的本性，人為地攝取天地的精華，操縱自然界的陰陽變化，幹預自然，將會導致雲氣還沒有聚在一起就下雨，草木不等葉黃就凋落，日月之光越來越不正常的後果。應該說，這些觀點也包含了順應自然、維護生態平衡的思想。正是這種順應自然的思想，形成了古代文明中的陰陽五行說，也產生了中國特有的農曆——指導農業生產的時間表。
4農業文明的反環境屬性
從總體上講，農業文明強調對自然的順應，但從農業生產的性質和農業發展的曆史考察，農業生產具有明顯的反環境屬性。原始文明的“采集—狩獵”，是基本不改變自然原貌的生產活動。而農業文明中的農耕則是必須改變自然原貌的生產。學者張錄強在《農業文明的反環境屬性》一文中指出，要種植農作物，就必須破壞原有的地表植被，並通過耕作改變土壤結構；要引河水灌溉農作物，就要影響區域水熱分布，加劇了水土流失；要增加耕地，就要把生長了其他生物的山林、草地開墾出來，必然降低了生物多樣性、增加了災害發生的頻率，也會改變生態係統中物質循環和能量流量、途徑和歸宿……一句話，農業生產與維護生態健康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協調。或者說，農業文明從一開始就具有反環境屬性，隻是在不同生產力影響下，不同地區的農業文明會顯示出不同程度的反環境屬性而已。
張錄強還列舉了世界七大古文明衰落轉移的例子來說明農業文明的反環境屬性。世界最有影響的七大古文明（東半球4個，西半球3個），曆史學家一般都把它們劃歸於農業文明（包括被人們稱之為“藍色文明”的古希臘羅馬文明），其中的六大古文明已經消亡。雖然這些古文明興盛與衰亡的時間和軌跡不盡相同，但它們的消亡無不與其反環境性質較為嚴重的農業生產導致生態環境的破壞直接相關。特別是昔日盛極一時的巴比倫、印度、埃及等古文明，皆被淹沒在大漠荒沙之中，就是因為過度的開發導致了生態環境的惡化。
與傳統農業生產相比，以大量使用化學資源為特征的現代農業具有更加明顯的反環境屬性。以我國為例。建國50餘年來，我國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隨著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農業生態係統出產的兩類產品——糧食和秸稈（兩者產量比約為1∶15）中所包含的營養物質大部分不能返還土壤。一方麵，大量的秸稈被焚燒或被用作其他用途。另一方麵，糧食通過市場在更加廣闊的空間範圍內流動，流入城市的食品中所包含的大量營養物質最終通過汙水處理廠處理掉了，加之農業耕作方式從傳統農業向化石農業的轉變，農村人畜排泄物中的養分也很難再完全返回到土壤中去。這樣，人類生活係統與農業生產係統之間的營養鏈被打斷，農業生態係統的營養平衡遭到嚴重破壞，進而對農業生產以及經濟與社會發展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影響。一方麵，農田營養流失嚴重，土壤有機質含量逐漸減少，生產潛力下降，農業生態係統日趨貧瘠化；另一方麵，農民又不得不依賴大量使用化肥來彌補土壤中營養素的損失以維持土地生產力，並大量使用化學農藥、除草劑等化學品，導致了土壤、空氣、水源等大範圍的麵源汙染，直接威脅食品與環境安全以及國民健康；同時這也加大了農業生產成本，降低了生產收益，抑製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潘嶽在《談談環保與科技》一文中指出，碩果累累的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一直延續至今，是因為與中國傳統農業所具有的環境友好屬性密切相關。中國四千年前的夏朝，規定春天不準砍伐樹木，夏天不準捕魚，不準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據氣候節令，嚴格規定了打獵、捕鳥、捕魚、砍伐樹木、燒荒的時間；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剛剛發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獸，禁止毒殺魚鱉。中國曆朝曆代，皆有對環境保護的明確法規與禁令。中國曆代農民，都知道“取之於地用之於地”的道理，從土地上生產出來的秸稈，消費食物後的糞便，都作為農家肥再還到土地，保持了土地能量的循環使用，中國耕地經幾千年而不退化。農民砍伐山林薪柴，也是控製在有限的範圍內，使村莊周圍的燃料能永續利用。中國人口的膨脹也帶來了周期性戰爭，而周期性的戰爭又將人口壓縮回到自然資源的邊界之內。世上任何科技係統，都應該限定在一定的資源範圍內，支撐起特定的人口和文明形態。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科技，從來沒超出人力畜力和鐵製農具的範圍。人們自覺地根據耕地、山林草澤和水的資源總量，來安排自己的生產和生活。由於形成了一整套獨特的、自我調節的、可持續利用的生存智慧，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因此延綿至今。潘嶽：《談談環保與科技》，《中國環境報》2004年5月25日。這說明，如果人們與環境保持友好，會一定程度弱化農業的反環境屬性。
實際上，中華古文明能夠延續至今，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是一個幅員寬廣的國家，文明的發展有較大的回旋餘地。不像古希臘羅馬，除了被山岡分割的小塊土地外，就隻有麵對著的藍色海洋了。中國則除黃河外，還有一條長江，其流域的氣候、環境更優於黃河。中華文明發展的曆史過程，事實上也是中華文明中心隨著農業生態係統的衰落而從西北向東南緩慢移動的過程。中華文明的發祥地——黃河流域也因過度的開發而退化衰落了——流域的大塊地方成了不宜人居的地方，成了當代中國最窮的區域，農業的反環境屬性依然體現出來了。
三、工業文明：令人敬畏的“雙刃劍”
人類文明以舒緩的步履走完了幾千年的農業文明時代，揭幕了一個文明新紀元——工業文明。英國的科學家瓦特改進了蒸汽機，成為工業文明到來的顯著標誌。蒸汽機的使用使社會生產力獲得了飛躍式的發展，工業文明也以一日千裏的時速進入人類視野。與漫長的幾千年農業文明相比，工業文明前後僅僅用了200多年的時間，創造的物質財富就大大超過農業文明幾千年的若幹倍。而且，掌握了先進發達的生產力的人類，不再是匍匐在自然腳下的可憐蟲，而是趾高氣揚地以自然的主人自居了。19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曾喊出了驚世駭俗的一句話——“上帝死了！”這裏告訴我們一個現實：工業革命已經膨脹了人類的野心，人類要取代上帝而坐到上帝的寶座，並像上帝那樣，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了。
1工業革命的高昂前奏與農業文明的嫋嫋餘音
對於工業文明，有人是這樣描述的——
工業文明是對農業文明的繼承和揚棄，工業文明脫胎於農業文明，是在繼承了農業文明合理內核的基礎上的發展，不是割裂曆史而是延續曆史的發展。工業文明作為農業文明之後的又一文明形態，帶著人類期盼的更高生產力水平，更高資源配置效率，更豐富的物質享受的目光，開始走進人類視野。與單一色調的農業相比，工業文明則是一個多色彩的圖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演進，是文明內在的變革與創新的趨勢所要求的。郭豔華：《走向綠色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頁。
工業經濟是先進生產力的體現，是拉動曆史前進的火車頭，是導致國家、民族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關鍵因素，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的主要支撐和核心競爭力之所在。馬克思曾盛讚近代工業是“神奇的製造之神”，熱情謳歌工業革命帶來生產力的大解放、大發展。他指出：“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裏呢？”據馬克思當時的統計，當時英國社會中一個工作日的生產率在70年內增長了27倍。而據現代一些曆史學家的統計，從第一次產業革命以來，社會生產力增長了100多倍。自從有文明史記載至２０世紀初，全球經濟才增長到６０００億美元的規模，而這隻相當於現在每兩年經濟增長的數量；進入２０世紀，由於科技的迅速進步和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更是把工業文明的輝煌推到了極限，全球經濟總規模增長了２０多倍，由１萬多億美元增加到近３０萬億美元。工業文明的確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實實在在的進步和繁榮，每一個國家、民族和個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到工業文明創造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