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淺生態學運動認為自然資源隻有對人類有益才有價值，離開了人類的需要，自然環境、物種、生物無所謂權利與價值；深生態學運動則認為，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內在價值，生命物種權利平等。任何自然物有自己的生存權利，它的價值不依賴於人類的需要。
第三，淺生態學運動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案通常是技術主義的，試圖在不觸動人類的倫理價值觀念、生產與消費模式、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前提下，單純依靠改進技術的方式來解決人類麵臨的生態環境危機；深生態學運動則認為，人類麵臨的生態危機，本質上是文化危機，其根源在於我們舊有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機製的不合理方麵，人類必須確立保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的文化價值觀念、消費模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政治機製，才能從根本上克服生態危機。
第四，淺生態學運動反對汙染和資源枯竭的目的，追求的主要是發達國家人民的健康和物質上的富裕，而深生態學運動聲稱，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是要維護所有國家、群體、物種和整個生物圈的利益，追求個體與整體利益的“自我實現”。
阿恩·納斯為深生態學理論創立了兩個“最高規範”(ultimatenorms)：“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和“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biocentricequality)。
所謂自我實現，即個體的特征與整體的特征密不可分，“自我與整個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和生態係統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深生態學家認為，深生態學的自我實現規範，需要人類的現有精神有一種進一步的成熟和成長，需要一種超越人類的包括非人類世界的確證。我們必須以一種超越我們狹隘的當代文化假設、價值觀念、時間與空間的俗常智慧來審視自我。隻有通過這種方法，我們才能有希望達到完全成熟的人格(Personhood)和獨特性(uniqueness)。
所謂“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強調的是，在生物圈中所有的有機體和存在物，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的一部分，在內在價值上是平等的。每一種生命形式在生態係統中都有發揮其正常功能的權利，都有“生存和繁榮的平等權利”。納斯把這種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看做是“生物圈民主的精髓”。
深生態學堅持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觀，在環境倫理學意義上，具有鮮明的“生物中心主義”或“反人類中心論”的傾向。深生態學家都十分讚賞利奧波德的見解：人類是生物共同體的“普通公民”(plaincitizens)，而不是大地的主宰和淩駕於其他所有物種之上的“大地主人”(lordandmaster)。
深生態學家們希望作為深生態學的“最高規範”的“自我實現”和“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觀念，能促使人們從根本上轉變傳統的環境價值觀，大量降低人口出生率，大規模地自覺減少其對生態係統的不利影響，並從根本上變革經濟、政治、社會和技術製度，以維護人與自然萬物賴以生存的生態係統的穩定與完整。為了比較完整地表達深生態學的基本環境價值理念，1984年4月，喬治·塞遜斯和阿恩·納斯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名叫“死穀”的野營地相聚，共同總結了15年來對深生態學原則的思考，提出了深生態學的著名“八大基本原則”。
（1）人類與非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與繁榮具有自身內在的、固有的價值。非人類的價值並不取決於他們對於滿足人類期望的有用性。
（2）生命形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是有價值的，並有助於人們認識它們的價值。
（3）人們除非為了滿足生死攸關的需要，否則無權減弱這種生命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4）人類生活和文化的繁榮是與隨之而來的人類人口的減少相一致的。非人類生活的繁榮要求這種減少。
（5）目前人類對非人類世界的幹涉是過分的，並且這種過度幹涉的情形正在迅速惡化。
（6）因此，政策必須改變。這些政策影響基本的經濟、技術和意識形態的結構。事情變化的結果，將與現在的情形有深刻的區別。
（7）這種觀念的變化主要在於對“生活質量”(富於內在價值情形)的讚賞，而不是堅持追求一種不斷提高著的更高要求的生活標準。人們將認識到“大”(big)與“棒”(great)的巨大差別。
（8）同意上述觀點的人們有責任直接地或間接地去努力完成這個根本性的轉變。
深生態學的上述兩個“最高規範”和八個基本原則，集中反映了深生態學理論的本質特點。它們既是一種新型的環境價值理念，又是一種環境保護運動的行動綱領王正平：《深生態學：一種新的環境價值理念》，《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5期。
4還是來個中庸之道——人與自然互濟共存
生態學理論從淺綠向深綠的跨越，給生態文明的發展昭示了一條途徑：必須實現兩個超越。一是超越人類中心主義，一是超越自然中心主義。二者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麵皆有偏頗。生態文明則要取中庸之道，揚其合理內核，棄其不合理的部分，在對二者的超越過程中實現升華。
那麼，人與自然的互濟共存應該是一個怎樣的狀態呢？
首先，要認識到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自己。如果說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無限的物質需要，而瘋狂地征服自然，以為征服自然便可滿足自我欲望，那麼，自然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也會以無限的仇憤向人類進行瘋狂的報複，把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轉化為征服人類的反力量。人類目前所製造的核武器足可以毀滅世界，但世界的毀滅也等於人類自身的毀滅。這是同一體的兩個方麵。這就是說人類保護生態、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自我；人類破壞自然生態，就是破壞人類生存環境。因此，自然的生命與人類的生命息息相關，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共存榮、同滅亡的基礎上。許多有見識的科學家都認為，人類要是不能夠與其他生物取得一種和諧的生態平衡，在生物圈中和其他生物互濟共存，其結果必將受到客觀規律的嚴厲懲罰，甚至會遭受滅頂之災。
其次，既要愛人，也要愛物。不要把自然作為人類征服和利用的工具，而是把人類作為自然中的一員，平等地對待其他物種，與自然和諧相處。人類必須有孟子所說的“仁民而愛物”的愛自然的情感，朱熹對這句話注釋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愛物就是愛自然，它體現為人類對自然的索取和利用應該有時、有節，這就是說，人類應該節製自己的欲望，不能無限製的、不顧自然生命生存地索取和利用。人類不僅要節製自己的欲望，還必須有愛人類自己一樣的情懷去愛自然。隻有樹立起愛物、愛自然的愛心，像宋明新儒家提出的“天地萬物與吾一體之仁”的觀念以及張載在《西銘》中提出“乾稱父，坤稱母”那樣，把天地作為人類自己的父母一樣對待，對生我養我的天地自然父母應該采取敬愛的態度。要尊重動物的生存發展權。人和動物是平等的。就居住地球的資深程度而言，某些動物在地球上的年齡甚至比人類還長，人類是自然進化過程中出現的比較晚的一種高級生命形態，大自然將進化的智慧更多地貢獻給了人類，因而使得人類比其他動物有諸多方麵的優勢，但人類不能由此就以萬物之靈的麵目自居，因為人和動物都是生態鏈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鏈條，所以人要和動物和諧相處。
再次，為人類創造詩意空間，也為自然萬物創造良好的生存發展條件。人類在控製、利用、消費自然中，也要發揮人作為“會自我創造的動物”的作用，保護自然，再生自然，繁榮自然，確立一種如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人欲立而立自然，人欲達而達自然”的愛自然的博大情懷，消除人類與自然的對立意識和異己意識，在人與自然之間的能量、物質、價值交換中，在人們自我規範的過程中，創造人與自然最優化、最和諧的發展環境，創造人與自然生態關係的內在的一致、平衡發展關係。就是在發展時不僅要考慮人類自身的利益，也要考慮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盡量做到最低的損害。尊重自然的存在物，他們是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實現人類各種用途的手段，我們必須減少傷害自然界的生命，讓這些自然物充分享受自己的生命。既重視人的發展，又使其他物種得到很好的保護。比如，在英國，每年春天，蟾蜍便離開森林到附近的池塘裏交配繁殖，但它們經常遭到汽車的碾壓。英國動物保護協會為此在泰晤士河畔的一條公路下，建起了一條蟾蜍公路。在澳大利亞曾耗資12萬美元專為長頸海龜築了一條地下通道，那些從大洋中上岸到瓊達佩湖產卵的海龜，因此可以安全地越過交通繁忙的公路。這些都給我們實踐生態倫理的價值觀提供了範例。
最後，愛今人也要愛後人，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中，一定要為後人留下一個好環境。必須認識到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人類需求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在整個自然生態係統中，當代人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不能以犧牲後代人的資源為代價。必須通過有效措施，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建立循環型社會，使資源在滿足當代人需要的時候，不會因此而損害後代人的發展和消費的權利。也就是在發展過程中必須體現代際公平的原則。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改變我們現在的不可持續的消費方式，做到適度消費。要建立起一種與環境相協調的、低能源消耗、高消費質量的適度消費體係。提倡綠色消費，既節約資源又無汙染或少汙染，既對環境有利、對人體健康有利，又可為後代人節約資源。
要建立人與自然互濟共存的和諧關係，關鍵在於建立一種新型的倫理——一種人與自然關係的道德準則。同時，從倫理的基礎上歸類、提升為法律規範。使人與自然的新關係在雙重保障下協調發展。
5中華倫理精神是生態文明的溫床
中華民族是一個十分重視倫理的民族，幾千年來，倫理精神就貫穿在傳統文化裏，其傳統倫理思想裏也包含著比較濃重的生態觀念。
中華文明雖然是工業文明的遲到者，但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卻與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基本一致，從政治社會製度到文化哲學藝術，無不閃爍著生態智慧的光芒。生態倫理思想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涵之一，這使我們有可能率先反思並超越自文藝複興以來就主導人類的“物化文明”，成為生態文明的率先響應者。
中國曆朝曆代都有生態保護的相關律令。如《逸周書》上說：“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為春天樹木剛剛複蘇。什麼時候砍伐呢？《周禮》上說：“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除保護生態外，還要避免汙染。比如“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把灰塵廢物拋棄在街上就要斬手，雖然殘酷，但重視環境決不含糊。這種製度，並非統治者的個人自覺，而是中華文明本身的內涵所決定的。以儒釋道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係統的生態倫理思想。
中國儒家生態智慧的核心是德性，盡心知性而知天，主張“天人合一”，其本質是“主客合一”，肯定人與自然界的統一。所謂“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儒家通過肯定天地萬物的內在價值，主張以仁愛之心對待自然，講究天道人倫化和人倫天道化，通過家庭、社會進一步將倫理原則擴展至自然，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正如《中庸》裏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儒家的生態倫理，反映了它一種對寬容和諧的理想社會的追求。
中國道家的生態智慧是一種自然主義的空靈智慧，通過敬畏萬物來完善自我生命。道家強調人要以尊重自然規律為最高準則，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為人生行為的基本皈依。強調人必須順應自然，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莊子把一種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稱為“物化”，也是主客體的相融。這種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之間同體相合的生態哲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與現代環境保護意識相通，與現代生態倫理學相合。
中國佛教的生態智慧的核心是在愛護萬物中追求解脫，它啟發人們通過參悟萬物的本真來完成認知，提升生命。佛家認為萬物是佛性的統一，眾生平等，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涅般〖〗木經》中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異。”認為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佛教正是從善待萬物的立場出發，把“勿殺生”奉為“五戒”之首，生態倫理成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煉內容，生態實踐成為覺悟成佛的具體手段，這種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表現出的慈悲為懷的生態倫理精神，客觀上為人們提供了通過利他主義來實現自身價值的通道。
常有人用《周易》中“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來表征中華文明的精髓，這與生態文明的內涵一致。中華文明精神是解決生態危機、超越工業文明、建設生態文明的文化基礎。一些西方生態學家提出生態倫理應該進行“東方轉向”。1988年，75位諾貝爾獎得主集會巴黎，會後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兩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