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經濟作為一種發展觀，它體現了新的經濟觀，即在傳統工業經濟的資本循環、勞動力循環的基礎上，強調自然資源也應該形成循環；它體現了一種新的價值觀，將自然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利用科技促進生態係統的自我修複；它體現了新的生產觀，即在生產中不斷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循環使用資源，盡可能地利用可再生資源替代不可再生資源；它體現了新的消費觀，提倡物質的適度消費、分層次消費，在消費的同時就考慮到廢棄物的資源化，建立循環生產和消費的觀念。
4綠色GDP：經濟發展的新標尺
有了綠色經濟，自然就會產生衡量綠色經濟的指標，於是，就有了綠色GDP的研究。傳統的GDP是以經濟總量的增加為尺度，而不考慮生態環境因素。很多時候，經濟指標增長的背後卻有著嚴重的“生態赤字”。為了實現生態經濟優先，一些國家在經濟核算中采用了綠色GDP公式，即綠色GDP=（現行GDP）-（自然部分虛數）-（人文部分虛數）。扣除“自然”和“人文”兩大基本部分虛數後的GDP，就較科學地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實質性進步。其中，應扣除的自然部分虛數包括六個方麵，即環境汙染所造成的環境質量下降，自然資源退化與配比的不均衡，長期生態環境質量退化所造成的損失，自然災害所引起的經濟損失，資源稀缺性所引發的成本，物質、能量的不合理利用所導致的損失。而這六個方麵正是“生態赤字”的表現。
在生態環境問題引起廣泛關注的情況下，中國也在積極創建綠色GDP核算體係。現行的GDP中隻能看出經濟指標，卻看不出其背後的環境、生態破壞，綠色GDP則扣減了環境和生態成本，其數據反映了國家的真實發展水平，能夠為決策者提供判斷依據。我們亟須一套能夠修正地方官員決策的考核標準，這就是官員環保考核。官員環保考核應包括公眾環境質量評價、空氣環境質量變化、飲用水質量變化、森林覆蓋增長率、環保投資增長率、群眾性環境訴求事件發生數量等指標，還應包括當地政府對中央各項環保法律法規的落實情況。新的績效考核體係，將以新的發展觀與政績觀來調整單純關注經濟增長與過度消費的觀念，為全社會的協調發展，為弱勢群體的公共利益，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重要支撐。
正如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嶽所說，綠色GDP意味著觀念的深刻轉變，意味著全新的發展觀與政績觀。以往的GDP是一種經濟增長指標，它隻反映出國民經濟收入總量，它不統計環境汙染，不統計生態破壞，不反映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綠色GDP則力求將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統一起來，綜合性地反映國民經濟活動的成果與代價，包括生活環境的變化。綠色GDP建立在以人為本、協調統籌、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之上。一旦實施綠色GDP，人們心中的發展內涵與衡量標準就變了，扣除了環境損失成本，當然會使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數據大大下降。一旦實施綠色GDP，必將帶來幹部考核體係的重大變革。過去，各地區幹部的政績觀，皆以單純的GDP增長為業績衡量標準，現在要將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環境保護放在一起綜合考評，許多地方的GDP增長會成為一個零，甚至負數。與之相應的，一些地方的幹部的政績也會因之大大縮水，甚至變成過錯。
2006年9月，中國第一份“綠色GDP（國內生產總值）”賬單正式對外公布。這份經曆了近十年磨礪的報告，名為《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所公布的2004年的數據，僅扣除了環境汙染造成的損害的一部分——在共計20多項汙染成本中，此次被計算的隻是其中的十項，一些類似地下水、土壤汙染的成本均未被計入。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綠色GDP核算隻涉及自然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包括環境損害成本、自然資源的淨消耗量。有人認為，這隻是狹義的綠色GDP，或者叫“淺綠色GDP”。而最為準確的綠色GDP，必須扣除安全生產事故造成的GDP損失，以及處理這些事故的支出；扣除社會上各種突發事件造成的GDP損失，以及處理這些事件的支出；扣除為了防範和處理市場不公正、腐敗造成的損失。也就說，應該把與社會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有關的指標納入綠色GDP核算體係。
從傳統文明向新型文明轉變，是一個艱難漸進的過程，由普通GDP向綠色GDP轉變，既是一種觀念的轉變，也是實際工作的一項改革，是使公平與效率雙贏的一個創新，更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一次重大升華，是我們在科學發展觀指導實踐方麵的一次認識上的飛躍。從過去單純追求經濟數量增長的GDP到追求生態經濟優先的綠色GDP，為保證綠色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標準。事實上，作為衡量綠色經濟發展的指標體係，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套公認的綠色GDP核算模式，也沒有一個國家以政府的名義發布綠色GDP結果。我們首先邁開了第一步，由此，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建設生態文明的決心。
5生態補償：經濟開發的平衡器
生態補償機製的概念主要為解決區域性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而提出，其根本目的是維護、改善或恢複區域生態係統的服務功能，而不是直接針對排汙者等個體環境責任人的政策。生態補償機製所調整的對象和政策製定的方向應是：矯正生態環境保護或破壞行為產生的環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分配關係，作出以經濟激勵為主要特征的環境經濟政策和其他相關的製度安排。當前，國際上流行的生態服務付費和生物多樣性補償，其內涵與這裏所說的生態補償有較大的相通性。生態服務付費強調對生態服務的經濟補償，生物多樣性補償強調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破壞後的恢複性補償行為。
中國早在1992年就已經在探索生態補償的辦法。1992年末，原林業部邀請10個部委用40天考察調研了13個省的林區，麵對“林業瀕危”的嚴峻現實，決定建立中國森林生態補償機製。從什麼地方出錢來“補”呢？當時並未意識到這種補償將是一筆巨大到國家財政難以單獨支付的巨款。1993年，林業部提出由“直接受益者付費”的方案，打算從林業瀕危當地的旅遊行業、風景名勝區的門票收入和水力發電幾個方麵收6億元人民幣作為“生態補償”。但是，經過各部門3年的討價還價，這個方案流產了。後來，四川成都市在小範圍內實際地推動了生態補償辦法，卻成功了。成都附近的青城山是一座道教名山，因為山林茂密，自古享譽“青城天下幽”。但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出現了嚴重的盜伐山林現象，成都市政府決定從青城山風景區門票收入中抽取30%補償護林人，並以此形成長期製度。這個辦法有效地保護了青城山聞名天下的“幽”。
上述補償實例與中國1998年提出的生態補償是有區別的。原來探索實行的生態補償，針對的是生態保護區以內的資源使用行為，而1998年以來中國實施的一些生態補償，在性質上已經超越了生態保護區的範圍，已經不是簡單地對生態資源使用費的加價，而是以生態保護區（或一般的“上遊”地區）以外的行為來支撐的。“上遊”因停止或減少資源的開發而造成的經濟損失，要由因此而受益的“下遊”地區按照受益的程度給予補償（這裏的“上遊”，已經成為一個超越了江河概念的一般概念，指的是原生資源產出地區。它一般處於欠發達地區，但也部分地存在於發達地區。“下遊”，則是指一般的受到原生資源開發影響或獲益的地區。就江河流域來說，上遊開發森林和草原等資源，對下遊地區的影響是雙重的。首先是受益，即使用價格低廉的原生生態資源；其次是受害，可能遭受江河泛濫等生態惡化效應的危害。對礦藏來說，下遊，則是指所有享用原生資源的行業和地區）。
生態補償的一般依據是：所有因享用原生資源而發達起來的地區或行業，應該為了超出該地區的特定整體的生態效益，對原生資源開發地區或行業進行補償。也就是說，要為原生資源開發地區的生態環境的保護與修複“買單”。具體來說，進行生態補償的依據包括以下幾個方麵：下遊因原生資源和工業產品的剪刀差、原生態地區的環境保護費、原生態保護區居民產品替代費用、破壞資源的賠償費用。
很顯然，生態補償是無法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來運行的。從補償的主體來看，可以有地區間等價交換的補償，可以有國家“平調”式的宏觀調控補償（國家財政再分配），甚至已經在出現國際間的補償（包括發達國家的一些傾斜向欠發達國家的基金、經濟援助等，包括聯合國主持的扶助性的援助項目等）。似乎已經有了一些“不等價交換”基礎上的生態補償機製。
當前，有專家就生態補償提出一些方案。
（1）建立多層次形式的生態補償機製。一是在國際或全國範圍內，發達國家或地區要對欠發達國家或地區提供生態保護和重建的資金與技術支持；二是生態位勢低的下遊地區對生態位勢高的上遊生態保護地區給予相應的補償；三是局部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生態要素或自然資源開發單位之間的補償。
（2）探索多渠道的生態補償方式。如財政轉移支付，即征收環境保護稅，給汙染治理區或潛在汙染區補貼；項目支持，即對有關生態保護的科研、建設和開發等項目給予資助和扶持等。
（3）確定生態補償的依據和標準。補多少才能達到維護、改善或恢複生態服務功能的目標，才能有效矯正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相關的環境及其經濟利益分配關係。目前可行的辦法是:應用邊際機會成本理論為生態補償確定一個概念性的依據，具體補償標準可以根據概念性的依據通過博弈來確定。
總之，大自然也是依賴平衡的，生態經濟開發必須建立一個生態資源能夠自我補償和修複的人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新經濟增長模式，而這樣的模式建立，將為填平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的塹溝發揮積極的作用。
四、生態文化：生態文明之魂
文化是一種選擇，是一種生活樣式的選擇，是適應生存環境的模板。一定的生存環境下總會有一定的文化模式。20世紀70年代以後，在生態科學的帶動下，在生態環境現實問題的促使下，以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為特征的生態文化開始逐漸形成。在此之前，人類文化無非是兩種類型：一是自然中心主義的原始文化；二是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本文化。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生態文化是前所未有的文化類型。它起於現代，屬於未來。
1生態文化：貫通生態文明的雙行線
生態文化是反映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和睦相處、和諧發展的一種社會文化。要了解生態文化的內涵，則先要了解文化的要素。文化的要素主要包括：
（1）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它主要指哲學和其他具體科學、宗教、藝術、倫理道德以及價值觀念等，其中尤以價值觀念最為重要，是精神文化的核心。精神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人類創造活動的動力。沒有精神文化，人類便無法與動物相區別。
（2）語言和符號。兩者具有相同的性質即表意性，在人類的交往活動中，二者都起著溝通的作用。語言和符號還是文化積澱和貯存的手段。
（3）規範體係。規範是人們行為的準則，有約定俗成的如風俗等，也有明文規定的如法律條文、群體組織的規章製度等。
（4）社會關係和社會組織。社會關係是上述各文化要素產生的基礎。生產關係是各種社會關係的基礎。在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又發生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創造文化的基礎。社會關係的確定，要有組織保障。社會組織是實現社會關係的實體。一個社會要建立諸多社會組織來保證各種社會關係的實現和運行。
（5）物質產品。物質產品是經過人類改造的自然環境和由人創造出來的一切物品。從廣義來看，生態文化就是指人類曆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有關“社會—人—環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生態文化是指社會的生態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製度和組織機構。
生態文化就是在上述五個文化要素中滲入生態特質而形成的綠色文化。它是生產力發達、社會進步的產物，是生活文明、社會繁榮的標誌，它是從人統治自然的文化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的文化。
如同文化的內涵有狹義與廣義之分一樣，生態文化也有狹義與廣義之分。按照狹義的生態文化概念來看，生態文化則是一種基於生態意識和生態思維為主體構成的文化體係。它不僅包括生態意識和生態思維，還包括生態倫理和生態道德、生態價值等，它是解決人類與自然關係問題的思想觀點和心理的總和，也是一個充滿綠色的生態係統，而且是貫通生態文明的“雙行線”。
所謂雙行線，即生態文化沿著兩條軌道朝同一方向延伸。這兩條軌道：一條是與滿足人類物質享受、精神享受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可能性相聯係的人文進化趨向；另一條是與滿足自然生態關係需要和自然進化需要可能性相聯係的自然進化趨向。顯然，在生態文化形成以前，人類文化還隻是一條單行線，文化發展的通道隻是朝著社會。構建生態文明就要鋪設這樣的雙軌，幫助人類實現自然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雙向協調，而不是如現在的雙向異化。
生態文化的建設，意味著人的價值觀念實現根本的轉變，這種轉變解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取向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價值取向，將人的認識實踐活動置於“人—社會—自然”複合係統整體之中進行觀照，使自身的認識實踐活動兼顧到各方麵因素的相互作用，兼顧到生態利益、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
生態文明的建設，首先在於通過生態文化建設轉變人們的觀念，包括消費觀、倫理道德觀、價值觀、科技觀和發展觀直至整個世界觀的轉變。隻有通過生態文化建設，使可持續發展思想理念滲透到人們的行為意識中去，使人們在生產和生活中能夠自覺地調整自身的行為，才能達到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統一，達到自我發展與社會、自然發展的協調統一。在生態文明裏，這是一條並行不悖且必須貫通全程的雙行線。
馬克思認為，在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係中，人作為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主體，具有強烈追求自身和自身需要的本質力量。他指出，人作為“對象性的存在物”，具有“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在解決人與自然矛盾的過程中，前者追求人文化，後者追求自然化。這兩種追求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它們的統一性，首先表現在它們不能單獨存在。如果設想人不追求自己的對象，那就等於說人類可以脫離自然而生活；如果設想人不追求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那就等於說人類沒有存在的必要。從人的本性來說，這兩種追求不僅同時存在，而且可以和諧共存，協調一致地發揮作用。而正是由於這兩種追求的同時存在，從而使生態文化的“雙行線”特點更加鮮明。
縱觀人類文化發展史，文化同人與自然關係相伴而生，並肩同行。當人類社會發展產生新的人與自然關係時，文化就相應地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現代文化階段，由於生態科學的產生和發展以及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從而喚醒了人類的生態意識和人類“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兩種文化進化趨向的不斷靠攏，使人類文化逐漸開始了“生態文化階段”。這個階段的文化特征完全不同於前兩個階段，它是兩種文化進化趨向在“雙行道”上並肩前進的新的文化階段。
2生態倫理：生態文化之魂
生態文化能夠在雙行線上並行不悖，關鍵在於生態文化中有一種調節器——生態倫理。生態文化蘊涵著生態文明的核心價值觀，這核心價值觀就是生態倫理觀。我們常常把觀念轉變作為社會改革的先導工程。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軌，倫理觀轉變則是其先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