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蓋亦難矣。其中有機遇，有偶合，有一見如故，有相對茫然。友誼的深厚並不與會麵的時間長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數十年，甚至天天對坐辦公，但是感情總是如油投水，決不會融洽。天天“今天天氣，哈，哈，哈！”天天像英國人所說的那樣像一對豪豬，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反觀我同國璋兄的關係，情況卻完全不同。我們並不在一個學校工作，見麵的次數相對說來並不是太多。我們好像真是一見如故，一見傾心，沒有費多少周折。我們也都並沒有清晰地意識到，我們終於成了朋友，成了知己的朋友。難道真如佛家所說的那樣人與人之間有緣分嗎？
了解了我在上麵說的這個過程，就能夠知道，國璋的逝世對我的心靈是多麼大的打擊。我們倆都是唯物主義者，不信有什麼來生，有什麼天堂。能夠有來生和天堂的信仰，也不是壞事，至少心靈可以得到點安慰。但是，我辦不到。我相信我們都隻有一次生命，一別便永遠不能再會。可是，如果退一步想，在僅有的一次生命中，我們居然能夠相逢，而且成了朋友，這難道不能算是最高的幸福嗎？遺體告別的那一天，有人勸我不要去。我心裏想的卻是，即使我不能走，我爬也要爬到八寶山。這最後的一麵我無論如何也要見的。當我看到國璋安詳地躺在那裏時，我淚如泉湧，真想放聲痛哭一場。從此人天暌隔，再無相見之日了。嗚呼，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1994年9月24日
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我現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的紀念日。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內人心並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學生也並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們的內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著迎接解放軍。適逢北大校慶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麵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記得作為校長的適之先生，作了簡短的講話，滿麵含笑，隻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後，適之先生就辭別了大家，登上飛機，飛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後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適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我哪裏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麵竟是最後一次。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我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後，我同適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鑣，“世事兩茫茫”了。聽說，他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麵。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隻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適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待多久，“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後，他也逃往台灣。後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並不得誌，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一場，它不複存在。後來又回到台灣，最初也不為當局所禮重。往日總統候選人的迷夢，也隻留下了一個話柄，日子過得並不順心。後來，不知怎樣一來，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算是得到了應有的禮遇，過了幾年舒適稱心的日子。適之先生畢竟是一書生，一直迷戀於《水經注》的研究，如醉如癡，此時又得以從容繼續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差強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壽，猝死於宴席之間，死後哀榮備至。“中央研究院”為他建立了紀念館，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內，並建立了胡適陵園，遺骨埋葬在院內的陵園。今天我們參拜的就是這個規模宏偉極為壯觀的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