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後，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湧，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有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離適之先生所待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隻差幾步之遙了。回憶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
積八十年之經驗，我認為，一個人生在世間，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機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別的人先不說了，隻談我自己。關於才能一項，再自謙也不能說自己是白癡。但是，自己並不是什麼天才，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談到勤奮，我自認還能差強人意，用不著有什麼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點放在第三項上：機遇。如果我一生還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話，主要是靠機遇。機遇的內涵是十分複雜的，我隻談其中恩師一項。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根據老師這三項任務，老師對學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隻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這隻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我在學術研究方麵的機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對我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我不一定都聽過他們的課，但是，隻讀他們的書也是一種教導。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經發表的著作，旁聽過他的“佛經翻譯文學”，從而種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種子。在當了或濫竽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後，由於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遇，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正在我入學後的第二個學期，瓦爾德施密特先生調到哥廷根大學任印度學的講座教授。當我在教務處前看到他開基礎梵文的通告時，我喜極欲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難道這不是天賜的機遇嗎？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隻有我一個外國學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致，威儀儼然，一絲不苟。幾乎是我一個學生壟斷課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見。“二戰”爆發，瓦爾德施密特先生被征從軍。已經退休的原印度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台，教的依然是我一個中國學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訴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絕招全傳授給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他費了20年的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在吐火羅文研究領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權威。我並非天才，六七種外語早已塞滿了我那渺小的腦袋瓜，我並不想再塞進吐火羅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訴我的是他的決定，一點征求意見的意思都沒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謹遵命。現在回憶起來，冬天大雪之後，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裏長街。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闃靜無人，我攙扶著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現在我真覺得，我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為了學術，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並在，擔心與愛憐奔湧。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待就是十年。“二戰”結束後，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並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彙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願不願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檻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願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於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係主任，心中有點揚揚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