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後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麵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裏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係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彙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麵，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麵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麵前，決沒有什麼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絕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讚。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作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適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他多次會見他們，並設宴為他們接風。師覺月做第一次演講時，適之先生親自出席，並用英文致歡迎詞，講中印曆史上的友好關係，介紹師覺月的學術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於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於鑽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係統深入的研究。據說後來由於想寫完《中國哲學史》，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禪宗以及中印文化關係。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於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拚命，沒有餘裕來從事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回國以後，迫於沒有書籍資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前的三年中，隻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論文：一篇是《浮屠與佛》，一篇是《列子與佛典》。第一篇講的問題正是適之先生同陳援庵先生爭吵到麵紅耳赤的問題。我根據吐火羅文解決了這個問題。兩老我都不敢得罪，隻采取了一個騎牆的態度。我想，適之先生不會不讀到這一篇論文的。我隻到清華園讀給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聽，蒙他首肯，介紹給地位極高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第二篇文章，寫成後我拿給了適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生經》一證，確鑿之至！”可見他是連夜看完的。他承認了我的結論，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這一次，我來到台灣，前幾天，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中間他講到，適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在下午飲茶的時候，他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適之先生這樣說一定同上麵兩篇文章有關，也可能同我們分手後十幾年中我寫的一些文章有關。這說明，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注著我的學術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