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麵，眾所周知，適之先生是不讚成共產主義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曆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什麼“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他同共產黨並沒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我可以講兩件我親眼看到的小事。新中國成立前夕，北平學生經常示威遊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饑餓反迫害等，背後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適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他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於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當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我個人覺得，這已經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適之先生，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台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以後，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發衝冠，態度依然親切和藹。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人深思的。
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麵是學術研究，一方麵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麼，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我也舉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一聽到《水經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我在上麵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在籠統稱之為“優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後進。“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麵有我上麵講到的隻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麵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幸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40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讚賞。後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同適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隻能說是高於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所表現，但是，恪於形勢，不免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看了兩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於衷嗎？
我同適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別，從此雲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麵，也沒有能互通音信。我現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麵的情況。我同絕大多數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麼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願，決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並無罪惡；但是，經不住社會上根紅苗正階層的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髒，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隻有心甘情願地居於“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然而涅槃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通過無數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後，自己腦袋裏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