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始末簡說
1949年9月下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共同綱領》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實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內容。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朱德總司令宣讀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
新中國宣告成立的喜訊傳到甘、青、川、滇廣大藏族地區，使各界藏族人民都歡欣鼓舞。在塔爾寺坐床不久的第十世班禪大師，10月1日致電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致崇高無上之敬意，並矢擁護愛戴之忱。”並明確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氣，同聲鼓舞。今後人民之康樂可期，國家之複興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並致電負責解放西北地區的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懇請“速發義師，解放西藏，驅逐帝國主義勢力，鞏固國防。”11月23日，毛澤東、朱德給班禪大師複電說：“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願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中共中央在12月31日發表的《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中，把解放西藏列為全國軍民將在1950年完成的光榮任務之一。
1950年1月2日，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決定：進軍和解放西藏的任務主要由第二野戰軍擔負，同時要求第一野戰軍予以配合。二野迅即提出了由其所轄之第18軍擔負經川、康向西藏東部和中部，其他部隊分別從新、青、滇向西藏西北和東南“多路向心”進軍的計劃，隨即得到了中央的批準。1月中旬，二野首長將仍在川南執行任務的第18軍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等召至重慶，向他們下達了上述命令，要求18軍全體指戰員，尤其是共產黨員都要勇敢地擔負起此項任務，並迅速付諸實施。其他將從新、青、滇人藏的部隊，也陸續接到了同樣的命令。
麵對外國侵略勢力與達紮等人的擴軍備戰活動和西藏的社會情況，在給18軍部署進藏的任務時，二野政委鄧小平提出：“西藏問題有軍事問題，需一定數量之兵力。但軍事與政治比較，政治是主要的。”“政策問題極為重要。”“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政策就是生命。必須緊密聯係群眾、依靠群眾。要用正確的政策去掃除中外反動派的妖言迷霧，去消除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閡和成見，把康藏廣大的僧俗人民和愛國人士團結到反帝愛國的大旗下來。”二野司令員劉伯承也提出：“要先由民族團結人手，然後才能談階級問題”，“宗教問題如體會不深，亂下手，必出大亂子。”這表明他們已經開始在考慮關於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的問題。
2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我軍進駐西藏的計劃是堅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與達賴集團進行談判。”其後，西南局和西北局對如何同達賴集團進行談判問題，分別提出了四條和八條意見。5月17日，中央進一步指示，要按照如下原則擬訂同西藏地方政府進行談判的條款：“西藏方麵必須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入藏。我們方麵則可以承認西藏的政治製度、宗教製度，連同達賴的地位以及現有的武裝力量、風俗習慣，一概不變更，並一律加以保護。”遵照上述原則，5月27日，由鄧小平主持起草並親自動手修訂的準備和談的十項條款以西南局名義報請中央批準，並在中央5月29日批準後，於6月2日下發給各路準備進藏的部隊遵守和掌握。後來人們把這十項條款稱為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這十項條款是：
1．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的大家庭中來：
2．買行西藏民族區域自治：
3．西藏現行各種政治製度維持原狀概不變更，達賴喇嘛之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4．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
5．維持西藏現行軍事製度不予變更，西藏現有軍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之一部分：
6．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7．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8．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完全根據西藏人民的意誌，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領導人采取協商方式解決：
9．對於過去親英美和親國民黨的官員，隻要他們脫離與英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一律繼續任職，不究既往：
10．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人民解放軍經費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人民解放軍買賣公平。
這十項條款把黨中央的上述原則指示具體化了，為後來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
被達紮和噶廈派往北京準備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所謂“西藏獨立”的夏格巴·汪秋德丹等人，於1950年2月2日到達印度新德裏，並在受到印度總理尼赫魯接見後，於3月15日致函中國駐香港辦事機構，公然宣稱“西藏獨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政府談判。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就西藏代表要求在香港與中央談判問題答複記者提問時指出，“西藏獨立”是錯誤的，該代表隻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義來北京商談祖國統一問題，才能受到中央的歡迎。同時，經中央同意，西北、西南地區的黨政領導同誌先後4次派人克服重重困難到西藏去勸和。2月1日，從青海派出的是藏族幹部張竟成，他帶去了青海省主席廖漢生和著名藏族佛學大師喜饒嘉措寫給達賴喇嘛和達紮等人的書信。3月初，從四川派出的是漢族高僧誌清法師（又稱密悟法師）和賈題韜居士，他們帶去了解放軍歡迎西藏派代表赴京或到進藏部隊前線司令部談判的信息。5月初，從青海派出的是塔爾寺當才活佛（即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大哥諾爾布）、隆務寺夏日倉呼圖克圖及大通縣廣慧寺先靈活佛以及秘書、翻譯遲玉銳等人，他們帶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趙壽山的信函。7月10日，從甘孜派出的是曾在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中幫助甘孜藏族人民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博巴（意為藏人）自治政府”中擔任過領導職務的白利寺格達活佛，他當時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前，全國政協曾特別邀請格達赴京出席政協二次全會，但他為和平解放西藏而致函朱德總司令，主動請求進藏勸和，等西藏解放後再到北京晉見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當時中央的和平呼籲並沒有得到西藏當局的響應，第一次進藏勸和的張竟成，於1950年5月抵拉薩，6月初被迫離藏，噶廈讓他捎給廖漢生的複信中，隻承認中國和西藏之間存在“檀越關係”，而不承認西藏原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已由無數曆史事實證明了的政治關係。第二次進藏勸和的誌清法師和賈題韜居士，被藏軍攔阻於金沙江以東，至當年11月才得渡江西行。第三次進藏勸和的人員10月抵那曲，其中的當才活佛會見達賴喇嘛後去了印度，夏日倉活佛、先靈活佛等，被押送拉薩軟禁起來，該勸和團的秘書遲王銳等人則被送往山南澤當囚禁，至1951年2月才被釋放。第四次進藏勸和的格達活佛，7月24日抵昌都，8月22日競在食用了英國人的茶水後不久患劇烈腹痛身亡，他的隨行人員也被押解至拉薩，
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並以各種方式督促和規勸拉薩當局派代表與中央和談的同時，第18軍從川南移師漸次向金沙江東岸的鄧柯、德格、白玉、巴塘一線開進。在西康藏區人民的無私支援下，18軍迅速作好了向西藏昌都地區進發的各項戰鬥準備。與此同時，青海騎兵支隊、雲南軍區第14軍126團和新疆軍區獨立騎兵師先遣連，也都發揚解放軍優良傳統，在沿途人民的無私援助下，於當年7月分別進抵青海玉樹、雲南德欽和新疆南部的於闐縣，作好了向西藏進軍的一切準備。
8月1日，新疆騎兵師先遣連從於闐縣普魯村出發，率先開始了向西藏的進軍。該連由漢、回、藏、蒙古、錫伯、維吾爾、哈薩克共7個民族的136名指戰員組成，在團保衛股長李狄三的率領下，翻越昆侖山脈多座冰峰雪山，穿過阿裏北部茫茫無人區，於9月中旬進抵阿裏改則縣的紮麻芒堡地方，在那裏停留240餘天，等待後續部隊。在此期間，他們不僅嚴守黨和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開展爭取、團結阿裏噶爾本（當地最高行政官員）赤門，索朗班覺（即赤門色--作者注）等人的上層統戰工作，而且還能把自己曆經千辛萬苦從新疆帶來的布匹、衣服、糧食、茶葉等拿出一部分救濟當地遭受雪災的貧苦牧民。因食品、藥品和禦寒用品未能得到及時補充以及水土不服等原因，指戰員大部分得了肺炎和水腫病。待後續部隊到達該地時，該連已有63位同誌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李狄三同誌是後續部隊抵達該地幾分鍾以後壯烈犧牲的。該連隊後來被授予“進軍阿裏英雄先遣連”的光榮稱號。他們寧死都要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色，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光輝業績，至今仍為阿裏地區各階層人民廣為傳頌。
遵照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18軍抵甘孜、德格後以部隊首長的名義給西藏昌都地區總管拉魯，策旺多吉和代本（團長）牟霞等人去信闡明形勢、曉以大義，勸他們放棄武力抵抗，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努力。進駐玉樹、德欽等地的部隊，也以禮對待來往於這些地方與西藏之間的商旅、香客等。並通過他們向西藏傳送書信、宣傳品，大力開展爭取西藏群眾、爭取團結西藏官兵的工作。
在18軍作好向昌都進軍準備的同時，中央人民政府為促成和談，再次作出努力。1951年4月，中國和印度建立外交關係。7月，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臨時代辦申健到達新德裏，會見了夏格巴等人，向他們贈送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敦促他們迅速到北京談判。8月31日中國外交部通知印度政府：解放軍即將按照預定計劃在西康西部開始行動，向西藏開進，希望印度政府協助西藏地方代表於9月中旬以前到達北京，開始和談。9月6日、17日、23日，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的申健代辦、袁仲賢大使連續j次約見夏格巴等人，告訴他們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采取進軍行動，催促他們即速赴京和談。9月30日，周恩來總理在全國政協慶祝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的大會上，進一步表明解放軍進藏的決心和爭取和談的誠意。但是西藏當局和夏格巴等人仍然以各種借口拖延，背地裏又請求印度政府向中央“交涉”，企圖依靠印度的外交壓力來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軍。
1950年5月，攝政達紮等擢升孜本阿沛，阿旺晉美為噶倫，並命他赴昌都擔任總管，擔負指揮藏軍阻止解放軍前進的“重任”。當時他就向達紮等人提出，希望與共產黨談判，否則他到昌都就毫無意義。8月28日，阿沛·阿旺晉美到達昌都，原總管拉魯·策旺多吉幾天後即以“昌都一地不能有兩個總管”為由，報請達紮等人批準後，退至昌都以西的洛隆宗“鎮守”。阿沛，阿旺晉美到任後的第八天，就給達紮等人發電報，指出：“因時世渾濁，民不堪命，這裏有的宗（相當於縣）內僅有七八戶人家還有糌粑，其餘全以食蔓菁為生。乞丐成群，景象淒涼。”並提出：“應停止進攻（停止噶倫拉魯製訂的向玉樹方向進攻的計劃）。漢藏雙方最好和平解決。如果不行，也應先從邊境一帶撤出所有部隊。”該建議當然未能得到達紮等人批準。達紮等人自恃有外國人的軍事援助，又有湍急的金沙江和高山峻嶺的阻隔，他們以為6月份爆發的朝鮮戰爭威脅到中國的東北地區，牽製了人民解放軍，使解放軍不可能在冬季即將到來時發起進攻，因此他們根本不顧人民的死活，堅持鬧分裂、搞“獨立”的反動立場，頑固地拒絕和談。他們繼續調兵遣將，幻想依靠武力可以阻擋住解放軍的前進。到9月底，集中在昌都地區的藏軍（包括僧兵、“民兵”）已增至7 500餘人。英國人福特、貝卡，印度人沙諾多吉、沙諾朋措等人已混入藏軍，為藏軍出謀劃策或幫助架設電台，掌握電訊聯絡工作。達紮等人的種種作為，使得一場中央政府曾竭力避免的戰鬥變得無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