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我們做得最出色的一個工作，就是將國際上最先進的一些理念、理論和方法，整合到研究家庭暴力的活動中，在天津市創建了在社區防治家庭暴力的全新模型半邊天家園。這個模型涵蓋了以人為本、性別平等、誌願精神、心理疏導和社會工作的理論和方法，大大地提升了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話語權，從而減少了家庭暴力的發生。半邊天家園的模型得到了天津市政府高度的認同，把它作為構建天津市和諧社會的新支點，在全市3000多個社區中推廣，目前已經實現了全覆蓋。
主持人：紅楓中心曾做過一項調查，根據調查的1858份網民答卷顯示，有高達54.6%的受調查者遭遇過家庭暴力。暴力形式涵蓋所有列項，38.4%求助“自己和對方家人朋友”。而選擇自己默默忍受“不敢大聲說出來”的竟占57.9%。有統計顯示，近四分之一的女性遭遇過家庭暴力，每年有10萬家庭因暴力而分解。我覺得這個數字有點懸，您是接觸很多非常具體的一些受害的案例，你覺得這個四分之一和10萬與實際情況相比是高了還是低了？
王行娟：其實很多婦女是不報案的，找婦聯的或者找派出所的，這些才能統計。特別是在法院，法院起訴離婚的案件，有多少是由家庭暴力引起的，是有統計的。據紅楓的統計，2000多份問卷，有57%的婦女表示，遭受家庭暴力後不會報案。近幾年我多次去日本和韓國出席國際反家暴的會議。紅楓中心和韓國、日本、菲律賓等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共同成立了一個國際的反家暴網絡，每年輪流主持一次交流會，分享大家的經驗。應該說，這些國家婦女的地位是相當低的。不要看現在韓國的樸槿惠當了女總統，這不表明韓國婦女的地位有多高，樸槿惠隻代表韓國社會中女性精英的一部分，她們是在韓國改革時期興起的一批精英。
主持人：樸槿惠是婦女，但不是家庭婦女。
王行娟：對。韓國每年有35.3%的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日本達到33.2%。日本在2011年家庭暴力的絕對數字是3萬多起，到2012年上升到4萬多起，增長了28%。中國是24.7%，接近四分之一。
主持人：相對而言，中國女性要比他們要獨立一些。蔡教授，從您的研究看，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兩性地位的平等是否會減少家庭暴力的發生？
蔡鑫：不能一概而論，一方麵可以減少因為歧視女性和男權至上主義文化帶來的對女性暴力，尤其在農村地區；但另一方麵，女性地位的崛起和向男性主動權的挑戰也會引發伴侶之間的暴力衝突，這一種與前麵一種並不一樣，這種衝突目前在城市中已經較為普遍了。女性地位提高並不會必然帶來伴侶衝突的減少，相反，可能帶來伴侶之間衝突的增加，這一點幾乎是可以肯定的，但衝突是否一定表現為暴力則不一定。兩性越平等，他們越會作為對手而不是夥伴，平等是成為對手的基礎。雙方價值觀念差別越大，則衝突越顯著，兩性的平等恰恰意味著兩性觀念的衝突可能越來越激烈，越是接近的則越是難以分出高下。隻要有衝突發生，暴力的發生也往往就是難免的，這就是西方發達國家仍然無法遏製家庭暴力的原因。
主持人：我們知道安頓作為中國第一位采訪情感隱秘的記者“窺他人隱私”已經整整18年了，在這18年中有沒有讓你記憶深刻的家暴。你所接觸的跨國婚姻中有沒有發生過家庭暴力，你的外國朋友怎麼看中國的家庭暴力？
安頓（《北京青年報》記者）：我們對歐美對外國朋友的印象僅僅局限於印象中，因為我們去的地方不多，接觸的外國人不夠多，就想當然地認為他們的經濟比我們發達，他們有更好的照相機，更先進的電腦，更漂亮更現代化的城市，從所有這些表象看起來我們得出一個可能並不準確的結論，認為他們比我們更文明，實際上在我這一年多工作當中，我覺得這個也是一種偏見。其實是帶著讚美的和帶著仰慕的一種偏見，在外國人中有沒有家庭暴力，比如說像李陽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剛才王老師講到的，因為是一個中國人和一個外國女性的一個組合，實際上從世紀90年代的時候，在北京這個城市跨國婚姻的數量遠遠沒有像今天這麼多，那個時候的跨國婚姻通常都是中國女性嫁給外國男人比較多，各種膚色的，各種民族的，各種宗教信仰的，但是仍然沒有像今天我們理解跨國婚姻這樣平常，在90年代的時候，它是占了輿論的兩端，一種是被大家所歧視，你看她怎麼會嫁一個外國人呢，這是文化差異帶來的不認知，還有一種就是她嫁了一個外國人，我們很羨慕，好像她從此去過好日子了。在90年代我有機會采訪到很少一部分跨國婚姻，其實也是存在暴力的，他們的暴力方式隻不過比我們更先進，可能我們是用茶壺直接砸腦袋，他們可能是用冷落忽略語言上這種羞辱，包括由於種族和文化所帶來一種歧視，給你進行一個非常強大的心理暗示，是這種辱罵讓你覺得你不如他，特別是在這種婚姻當中的中國女性，其實在心理地位上她們是很低的，在這個精神上很多人其實很痛苦。所以，90年代的跨國婚姻能維持到21世紀前十年的，我認為並不多，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數據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