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解放初期至“文革”開始前的十七年裏，蘭州地區文藝界忠實地貫徹執行黨的文藝路線方針政策，在蘭州這片土地上，在文藝事業的各個門類和體裁中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文學藝術家和一大批優秀作品。
這些優秀的文藝家絕大多數是忠誠的共產黨人。
這些優秀的作品，絕大多數是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曆史觀、美學觀指導下，以反映人民群眾創造曆史，以歌頌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業績，以反映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火熱鬥爭生活為主題，充滿著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全新之作。
在黨的領導下，蘭州文藝事業形成了門類齊全、隊伍宏大、佳作迭現、新人輩出的全新局麵。
盡管從解放初期到“文革”開始前的十七年中，蘭州地區的文藝事業發展也不斷受到來自“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潮以及錯誤的政治運動的幹擾，卻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在這片土地上曾經湧現出諸如話劇《在康布爾草原上》、《遠方青年》、《“八.二六前夜》，歌劇《向陽川》，越劇《紅色醫生》，電影《紅河激浪》、《黃河飛渡》等優秀劇作，以及難以計數的優秀的文學、美術、音樂、攝影等門類的藝術作品。
這些作品曾經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增添了不可忽視的精神動力，在社會主義文藝發展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
十七年中，黨不斷加強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斷充實文藝工作隊伍，許多優秀的文藝家走上文藝界領導崗位，更好地、更“內行”地貫徹執行黨的文藝路線和方針政策。許多黨務工作者虛心向文藝家學習，最終成為文藝組織工作甚至文藝創作的行家裏手。
黨與文藝工作者的血肉聯係，充分地體現在這種發展變化之中。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我省文藝界黨組織中的多位領導同誌不但是優秀的黨務工作者和政治領導人，同時也是傑出的文藝家。在多部優秀作品中，不但傾注著他們的心血，有的作品其實就是他們親自執筆創作的。
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絕非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口號，而是十分具體地體現在每一位優秀的黨員文藝工作者和文藝界優秀的黨員領導幹部身上。
或許，這是一種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曆史經驗。
三、 十年動亂的滅頂之災與廢墟上的抗爭
十年“文革”動亂使得文藝事業遭到幾近毀滅性的摧殘，蘭州文藝界幾乎成為一片廢墟。
在極左勢力的控製下，文藝事業失去其本來的品質，變成了極左勢力推行其極左路線、實現其篡黨奪權陰謀的偽政治工具。優秀的黨的文藝事業的領導者紛紛被“打倒”，優秀的文藝家莫不被戴上各種各樣的“帽子”，或者圈入“牛棚”，或者下放農村，備受淩辱摧殘。文藝領域除了幾個“樣板戲”尚在支撐門麵粉飾太平外，幾乎所有的文藝門類和體裁的創作活動都陷入停滯蕭條狀態。
文藝的意識形態屬性和政治教育作用被無限製地誇大，成為政治口號的傳聲筒。
概念化、公式化、臉譜化的“三突出”創作原則被奉為金科玉律，無人敢越雷池一步。
可以說，在“十年動亂”期間，蘭州文藝界沒有創作出一部或一篇值得一提的真正意義上的文藝作品。
嚴格說來，在這個階段，黨實際上失去了對文藝事業的領導權，任由一些野心家陰謀家和一些低層次的“小爬蟲”肆虐猖狂。
這種曆史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但是，盡管當時文藝界布滿陰霾，動輒得咎，一些老同誌和文藝工作者還是想盡辦法采取措施與極左路線進行抗爭，雖然這些抗爭難以從根本上扭轉極左勢力控製文藝戰線大局的局麵，卻表明了他們所堅持的文藝觀念和立場。
比如，在“文革”期間的1969－1970年，蘭州地區曾經出現過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大唱“十首革命曆史歌曲”的局麵。並在蘭州東方紅廣場舉行了萬人大合唱活動。一些老同誌、老藝術家都參與策劃並積極組織了這個活動。
盡管這十首歌曲的歌詞是“集體重新填寫”，卻在實際上表明了他們對“樣板戲”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充斥舞台之後所出現的“我花開後百花殺”局麵的強烈不滿。
“十首革命曆史歌曲”的原詞可以被粗暴地篡改，但其音樂旋律卻一個音符都無法改動。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抗爭了“八個樣板戲”霸唱天下的嚴酷局麵。
筆者曾作為合唱活動的學生骨幹參加了這一活動，並在活動中擔任合唱隊領唱和朗誦者，深切地體驗到革命歌曲的藝術感染力和政治鼓動作用。
而在這個活動中湧現出來的許多業餘文藝活動積極分子，在日後大多成為蘭州文化事業和專業文藝工作的骨幹力量。
四、 春江水暖鴨先知與東方風來滿眼春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大計。
蘭州文藝事業同樣也踏上了新的征程，創造出了更加燦爛輝煌的成就。
粉碎“四人幫”之後，與全國文藝界一樣，蘭州文藝界迅速重整了隊伍，進行了思想和組織的整頓。在思想上清除“文革”的緊箍咒，在組織上清除了“三種人”，一批忠誠於黨的領導幹部重新肩負起領導文藝界開拓創新的曆史使命，他們立即帶領廣大文藝工作者投入到新的創造之中。
眾所周知，文藝界是“文革”的重災區，十年動亂極大地傷害了文藝家的感情，禁錮了他們的創作熱情，因而，文藝家們對形勢的巨大變化感受更為敏銳，體會更為真切，一旦形勢發生逆轉，如同抗戰爆發後的蘭州文藝事業曾經出現過一個創作高潮一樣，文藝家們的創作熱情立即就爆發了出來。
在1979年國慶30周年期間，一批優秀作品湧現出來。
其中，舞劇《絲路花雨》、話劇《西安事變》、京劇《南天柱》三部重要作品應邀進京參加建國三十周年慶祝演出活動，贏得了“甘肅是個出戲的地方”的美譽。
在這些作品的創作過程中，文藝界黨的各級組織和省市黨委的領導同誌親自主持創作工作，他們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文藝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準確地把握創作思想和創作方向，把黨的意圖恰當地體現在具體的作品當中，幫助作家藝術家創作出了優秀的作品，寫下了輝煌的詩篇。
文藝家們也深刻地體會到，隻有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才有可能充分發揮個人的藝術才能，實現個人的藝術價值和事業理想。
此後，在黨的關懷下，蘭州文藝界陸續推出了描寫蘭州“八辦”革命活動的現代京劇《熱血》和描寫紅軍西路軍征戰曆史的現代豫劇《魂係太陽河》等優秀劇目。
京劇《熱血》曾於1985年應邀進京在中南海懷仁堂演出。
《魂係太陽河》曾於1991年應邀進京在中南海警衛局禮堂演出。
這無疑是黨給予蘭州文藝界的崇高榮譽，是值得十分珍惜的可貴經曆。
在20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直至中後期，蘭州的黨的組織領導文藝工作的重點主要放在撥亂反正、落實政策、重整隊伍、探索發展道路方麵。蘭州文藝界尚處於積聚力量、探索發展道路，努力開拓進取的曆史時期。
當曆史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蘭州的黨的組織則已經熟練地掌握了領導文藝工作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已經具備了駕馭文藝事業發展方向的宏觀能力和促進創作的微觀措施。
蘭州文藝事業則呈現出全麵繁榮、不斷創新、高潮迭起的可喜局麵。
以1990年國慶期間蘭州太平鼓參加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藝術節表演活動，贏得“天下第一鼓”的盛譽為標誌，蘭州文藝事業的發展進入一個全麵繁榮時期。
此後，則高潮迭起，精彩紛呈，大型文化活動接連不斷。
諸如：1992年，成功舉辦首屆中國絲綢之路節，1994年成功舉辦第四屆中國藝術節，1997香港回歸慶典，1999國慶暨蘭州解放五十周年大型慶典、走進千禧年、迎接新世紀大型慶典活動，2000年太平鼓贏得“中華鼓王”美譽等等活動，都營造了濃鬱的文化氛圍，形成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