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封遺書時，凱瑟琳一個字一個字地找到了靈魂。是的，靈魂，不僅是她的靈魂，也不是另一個人的，而是靈魂本身，是超越了角色、國度、時代，超越了人類文明而直抵存在之心的火種——在洞穴中的篝火熄滅的時候，在她即將離開身體的時候。這，是一個巧合麼？
凱瑟琳用一封遺書超越了洞穴，超越了她死於其中的所有隱喻。
我在小說裏怎麼也找不到這封遺書，直到我讀到這段文字：“信仰的遊牧民族，他們走在沙漠的單調裏看見了明亮看見了信仰看見了色彩。一塊石頭或被找到的金屬盒或骨頭被人們熱愛並在一次祈禱中成為永恒的方式。她成了她現在來到的這個國度的壯麗的一部分。我們富裕地死去：愛人和部落，我們吞咽的味道，我們進入身體並在其中遊弋——像在智慧的河流中，我們爬進那些性格，像爬樹那樣，我們藏身於恐懼有如藏在洞穴裏。我希望我死後，所有這些都標記在我身上。我相信這樣的製圖學：被自然所標記，而不是在地圖上為自己貼上標簽仿佛那些有錢的男女在門牌上寫下自己的名字。我們是公共的曆史，公共的書籍。我們不被擁有，也不在趣味和經驗中一夫一妻地生活。我所渴望的全部，便是走在這樣一個沒有地圖的大地上。
“我抱著凱瑟琳走進沙漠，那裏是一本公共之書、月光之書。我們在關於井源的傳言之中。走在風的宮殿裏。”
把小說改編成電影的人，我想，一定是個深情的人。他用電影，救活了小說中絕望的凱瑟琳，至死都恨著病人的凱瑟琳——愛恨交織地恨著，並讓曾經為彼此燃燒的他們真正相愛，真正能夠相愛。
洞穴裏太冷了。病人為她燃起篝火，用合歡樹的枝葉。他們的愛是一株金色的合歡樹，樹下的人感到自己是如此完整。
二、敵人
病人急切地想要救活心愛的人，卻不能從盟軍那兒借到吉普——因為他有外國的姓名。他們不在意有個女人重傷，有個女人快死了。他們隻想弄清你是敵人還是盟友，他們隻想像探雷員拔掉地雷的索引那樣，拔掉藏在沙漠裏的間諜。
三年之後，這個後來被稱為“英國病人”的人，燒著德國人的汽油駕駛著英國人的飛機，帶著身體已經變成了合歡樹的愛人飛出沙漠卻被德軍擊落，被不知來自哪個部落的沙漠原住民救活——“與救活他的人們在一起的時候，他記不起自己是從哪裏來的。他本可以是他在空中與之作戰的敵人。”
“這個被戰爭強暴了的沙漠，人們炮轟它仿佛它僅僅是沙子。野蠻人對抗野蠻人。雙方的軍隊穿過沙漠卻對沙漠是什麼毫無概念。”
我想起庫切《等待野蠻人》裏的段落：你已經犯下了通敵叛國的罪行，他說。我們這裏是和平的，我說，我們沒有敵人。要不我們搞錯了，要不我們就是敵人。
我們就是敵人。習慣於占有、掠奪、使用暴力的人類，就是敵人。武力懸殊時，發生的是殖民；武力相當時，發生的是戰爭。殖民者闖入別人的家園建立好望角，建立資源庫，建立軍機處。他們認為世代居住在那裏的人是“野蠻人”。多麼野蠻的理直氣壯！武力是最有效的普遍性貨幣。可以用它購買一切，包括自身的滅亡。
蘇格拉底在言辭中構建理想國之前，構建了一個基於分工合作的“健康的城邦”——因為這個城邦隻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被其他人嘲笑為“豬的城邦”。之後那個在後人中廣為稱頌的“理想國”裏，有了沙發和點心，有了奢侈，有了狂歡節，於是需要多餘的資源，需要向外掠奪。所以需要衛士，需要軍隊。戰爭是奢侈品的必然前提，是一個奢侈的城邦的地基與城牆。“發燒的城邦”，蘇格拉底這麼描述它。蘇格拉底這麼描述被後人稱為“理想國”的城邦。
當擁有奢侈品成了人區別於豬的標誌，人就發燒了。殖民和戰爭是發了燒的人分不清虛實的夢魘。
三、隱喻
小說中有密集的隱喻，像四處都埋著地雷的戰場。電影講述的是一個愛情故事，其它一切都是故事發生的背景。而小說是龐大的，關於沙漠與失落的曆史，關於文明與秩序，關於戰爭、宿命、生死，與人性。病人和凱瑟琳的愛情隻是其中的一個插曲和線索。小說的各個主題之間通過隱喻和象征交織起來，這或許並非作者有意為之，而是語文和世界之間奧妙的指引與輝映。
比如殖民現象與性別問題。殖民者之於殖民地，我覺得，隱喻著男人和女人之間沉澱至今的關係：不僅是占領與服從、采汲與給予。還有審美的眼光、神秘感，等等。
女人應該透過殖民現象來思考自身的曆史境遇。但一定不能沿著女權主義的思路。女權主義者所要求的平等毋寧是一種“實質平等”。她們想抹平差異，卻不明白齊一本是對性別的逃避和扭曲，是對女性性別的自卑和自辱。所謂“實質平等”，正是在抹煞平等得以可能的真正根基。
秩序與文明是男人的發明物，包括所有製。病人的探險隊遠離那個秩序井然的文明社會，“在沙漠的綠洲裏停歇有如歐洲人聚集在咖啡館和酒吧”。沙漠是他們的家園與放逐地，廣袤的地勢起伏是時間最初的形象。沙漠是他們的女人。他們是女人，是最初的生命孕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