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寫作中的元素與技巧千千萬萬,但都可歸結到對詞語的細微感覺上和思維的豐富性上以及整合能力上來。整合力有時也是一種取消“亮點”、留置空白、化繁為簡的能力。我寫作的修改僅限於個別詞彙的調整,這可能是因為我對醞釀期有個比較謹慎的把握,我的詩都沒有經過大修。
8.寫詩對你個人是一種自我救贖,還是自我沉溺,甚至你認為它其實走向自毀?如果它們互相糾纏在一起,你如何考慮你作為詩人的個性、責任和人生?你怎麼看待海子在這方麵的命運?
答:詩歌寫作與人們對藝術與宗教的向往有關,它是古老的手藝與儀式,是伴隨人類心靈的源頭性的東西。
海子的才華無容置疑,但海子的死亡是普通人的死亡——如果海子之死再推遲幾個月,或許我們更容易找到其中的微言大義。海子創造力旺盛的年代,恰恰是中國詩歌的一個如火如荼的跑馬圈地時期,他如果在冥冥中能夠回顧,應該感到的是生逢其時的幸運。社會的亂象,詩歌圈的分歧、褊狹與齷齪在那個時代尚不為最。為詩歌獻身?兩種方式,一個是寫作到自我夭折;一個是埋沒在塵世裏,以幾十年乃至一生的精力致力於詩歌創作。我覺得前者無可厚非,後者更是難能可貴的。設想,如果詩歌繼續燭照海子的人生,在他繼續投身詩歌二十多年的今天,他的成就又將如何?詩人無懼死亡是值得尊敬的不必說三道四,死者為大,特別是在不僅僅局限於個人的多蹇命運下;詩人如果“不屑於去死”(迪蘭·托馬斯),將詩歌作為人生的一部分,作為社會的良知藝術地發聲不也很好嗎?須知藝術乃至詩歌圈從來就不是一方淨土(當然也非妖魔鬼怪的洞穴),將詩人哪怕是傑出詩人的死亡套上一個聖潔的光環沒有必要。
9.現實中的生存、生存背景對你個人擁有什麼樣的影響,它通過什麼渠道(直接的間接的)去影響你?時代和社會輿論總是在擁戴那些“擁有正義感的詩歌作品(如打工詩歌)”能獲得更多理由,你認為這些理由和詩歌本質是一致的嗎?你怎麼看待它們的關係?
答:現實中的生存、生存背景包括意識形態的現狀,對我們的寫作都會有影響,我們不能坐等一種理想化的生活與生存狀態,有時也可以說,正是這種非理想化的情狀,給我們的寫作提供了活力與機會。寫詩古往今來都是真正“偉光正”的事業,並不會因為是寫的“打工詩歌”等就天然占據了“正確”、“正義”、“崇高”的道德製高點,“打工詩歌”這個命名和使用有點莫名其妙,味道似乎是來自“左翼”的文學政治傳統。對“社會輿論”要看看其製造者的動機與目的,或者幹脆置之不理。關於“打工詩人”與“打工詩歌”以後有時間我會細細琢磨後再談,我認為“打工”是一個難能可貴的詩歌題材,身為產業工人或農民工,將其生存體驗融入的詩歌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10.詩歌能不能成為一種課堂教育?你認為詩歌出現在高考卷子中是一種什麼樣的現象和社會性質?詩歌是能夠被考試的嗎?如果能,你認為更理想的社會環境和課堂環境應該是什麼樣的?
答:詩歌當然能夠也應該更好地進入課堂。我們離“理想的社會環境和課堂環境”非常遙遠,在漢語的曆史境況中這已經是一種常態。但有“理想的社會環境和課堂環境”的地方離詩歌創作所“要求”的社會與心靈的衝突與激蕩的狀態又相去甚遠——當然,詩人同時也被先天授權寫瓦雷裏、特朗斯特羅姆、陶淵明式的純詩與隱逸詩,無論是處於災難還是在邊緣與尷尬之中。
我們的選擇隻能是在不理想的時代寫理想的詩,在理想的時代背誦、默寫、測考、反芻理想的詩篇。
201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