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s and Perspectives
無關恥辱
對話
[美]凱·楊/文王磊/譯楊曉霖/校
羅賓，祝賀你出了《痛快一哭：女性化情感和流行文化形式》（Having a Good Cry：Effeminate Feelings and Pop Culture Forms）這本好書。我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和“我的身體”百感交集，思緒萬千。這裏我把自己分成“我”和“我的身體”，因為你的研究中隱含了這兩個稱謂。“心智”和“身體”的區分在西方思想領域由來已久——我想，我們依然生活在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陰影下。你在本書的起首處問道：“讀一篇敘事文本，身體會有什麼感受？閱讀的感覺是怎樣的？”然後你正確斷言：“這個問題極少被問到，所以幾乎沒有什麼文學批評語言可以用來形容這種感覺。”（ix）。我認為，你所謂的對身體感受的忽略，完全是源於我們一直追隨笛卡爾，相信心智和身體是割裂的，相信心智優於身體，且推而廣之，相信閱讀過程主要是心智過程，而非身體過程。你含蓄地否認了這種割裂，因為你覺得我們的存在是通過我們身體的感受行為來施為的。我理解，你在本書中特別用心於探究和重現女性化情感，可是在更普遍的意義上，你在書中重新想象了人的情感，認為在人的情感空間裏，心智和身體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我們的存在。你寫道：“女性化是施為性的（performative）；情感同樣可以被看作施為性的；這樣說意味著身體並非性別和情感表達的場所，而是性別和情感得以產生的媒介。”（10）我知道，無論在這段話中還是在文中的其他地方，你並未卷入哲學上關於心智與身體的論爭——那些關於心智和身體割裂的論述完全是我自己提出的，反映的是我自己的讀書方式和個人的哲學訓練以及我正在寫的一本關於意識和19世紀英國長篇小說的書。但是我想說的是，你對身體的女性和反女性情感施為的思考，以及這種施為給我們帶來的關於性別主體[我一直把這個統一體叫作“自我”（self）或者“存在”（being）]的啟示對我很有助益，啟發我對情緒如何證明心智的具身化本質這個問題進行思考。
下麵我想談談拜讀你這本書的過程中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特別的事情。從書的開頭部分對六位讀者閱讀過程的描述到接下來你對刻畫自己在閱讀瞬間的生理和情緒反應的例子的剖析都讓我感觸良深。因為，一方麵這些描述關乎感覺，另一方麵它們對我來說是一種寬慰，因為它們讓我明白了“你也有同感嗎”這個問題是一個群體共同的問題，而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感受：與你的閱讀感受相似——你讀《紫色》一書時，讀到席琳（Celie）最後一封信的時候哭了，而我讀到《勸導》裏最後那封信的時候也不禁潸然。其實，正是這種催人淚下的感人之情成為促使我去評論《勸導》的原始動力。我也意識到，作為研究課題的一部分，你旨在以顯而易見或者敏於感觸的方式闡明一個觀念——無論每個人的閱讀經驗多麼個人化，我們屬於同一個讀者群體；雖然閱讀時，不同的讀者都在各自的身體裏以獨特的方式感受著感情，但我們對作品本身的結構、程式和信息卻作出集體反應。我們應該如何抵抗“媽媽給我勇氣”這樣的感情？又或者，為什麼我們想要這樣的感情？這就是你對“痛快一哭”的看法——這些文類勾起的“女性化哭泣”不會像瀉藥引起的腹瀉一樣把我們的情緒傾瀉一空，而是會引導我們體會這些感情。也就是說，“痛快一哭”使我們的感情得以“預演”（rehearse）和“加強”（reinforce），從而使我們能夠了解更豐富的情感。我在想，有沒有“不痛快的一哭”？而且，為什麼我們哭的時候一定要有眼淚？為什麼多數動物悲痛的時候隻會發出哭的聲音，而人類卻被賦予了流淚的生理機能？達爾文曾經提到，印度象以及其他一些動物有時會流淚，並且給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解釋，人類流淚最初的作用是收縮眼部的肌肉，以保護眼睛。我並不知道這個文獻記載，我想，現在應該還有更令人信服的關於眼淚和眼淚所帶來的減壓作用的神經生理學研究。對讀者身體的思考，例如你的、我的，以及序言裏提到的六位讀者的身體的思考，使得生理學問題成為我閱讀你這本書的過程中的中心體驗。當你認為是文化的作用在指示我們、或者強製我們表演化自己的情感的時候，我卻時常在滿門心思地尋找這樣一個問題的答案，即身體作為肉體的、有機的實體，在我們如何產生感情和彰顯感情方麵上產生的作用究竟有多深刻？從以上的對比中，可以發現我和你對於感情的表演化的不同思考，這恰好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和你在回答人怎樣恢複感情體驗這個問題時，雖然各自傾向不同的觀點，但都能令人信服。就我而言，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著作以及安東尼·達瑪西歐（Antonio Damasio）和約瑟夫·勒杜克斯（Joseph LeDoux）關於情緒神經學的最新研究幫助了我想象感情大腦怎樣帶著我們去感受我們的生活體驗。不過，在他們的著作中，他們並沒有把性別觀念引入感情大腦。
2002年5月號《紳士季刊》（GQ）的主題叫做“我們的身體，我們的頭腦，我們的心”，封麵圖片是一位現實中不可能存在的裸體男性模特，擺出擲鐵餅的姿勢。我打算好好欣賞一下模特的身體，因而，就在這家百貨店付款處將書買了下來。然而，看著看著，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離開封麵上的健美模特，開始閱讀起裏麵的文章來。沒想到這不經意的一瞄居然給我帶來了不菲的收獲。在雜誌的一篇文章裏，一位名為詹姆斯·菲尼·博伊蘭（James Finney Boylan）的人描述了自己變性成為珍妮弗·菲尼·博伊蘭（Jennifer Finney Boylan）的經曆。通過服用倍美麗（premarin，共軛雌激素）和螺甾內酯（一種抗雄激素），博伊蘭把“他”自己變成了“她”自己。我發現博伊蘭描寫自己變性過程的方式和你的書之間存在特別的共鳴，他的描述方式也滿足了我的部分研究需要，促使我除了考慮文化如何作用於身體之外，也回到了對身體的工作機製的思考。作者對從詹姆斯到珍妮弗的變化過程做了如下描述：
作為一個男人，我以前看到感傷的東西會哭，比如百事可樂的廣告還有《美麗人生》。現在我的眼淚似乎更容易泛濫，很小的事情都會讓我崩潰——做菜失敗了，一句冷酷的話，等等。我哭的時候也不是以前習慣的堅忍自製的默默流淚了，我開始出聲抽泣，淚流滿麵，身體都會顫抖起來。
我對流行文化的愛好也變了。先被我拋棄的是“感恩的死者”樂隊。我喜歡這個樂隊已經數十年了，甚至還和人交換過他們的盜版磁帶，但是現在這個樂隊聽起來像噪音。更讓人吃驚的是，連環漫畫《凱茜》已經取代了《英勇王子》，成為我周日早晨閱讀的首選。我會躺在床上，被關於浴袍的笑話逗樂。
隨著睾丸激素水平的下降，我也感到自己的保護意識逐漸消退。男人在心理上有一層殼，會彈開很多東西。做一個男人就像一輛巨型卡車奔馳在暴雨天的州際高速公路上，不管世界用什麼打到身上，你都必須奮力前行。而做女人就像在鄉間路上駕駛一輛大眾小車，每個上坡都能感覺到心力交瘁，每個下坡都喜氣洋洋（92）。
博伊蘭著重講了變性如何把“他”的眼淚變成了“她”的眼淚，把“他”對流行文化的偏好變成“她”的偏好，這和你對女性化情感的身體表現以及流行文化形式如何反映、加強並預演女性化情感的分析直接相關。無論博伊蘭受他一開始在我們的文化裏作為“男人”以及後來在我們的文化裏作為“女人”的位置對他/她以何種方式哭泣、選擇閱讀何種連環漫畫的經曆影響有多深遠（這在博伊蘭的文章裏沒有明確提出，而你在書中卻不斷提醒我們留意這一點），他/她（這裏代詞開始有些無能為力）斷言，從一個分泌睾丸激素的身體到一個分泌雌性激素的身體的轉變對他/她的情感經驗有深刻的影響（具體體現在“作為一輛卡車的我”和“作為一輛大眾小車的我”這一前一後的兩個隱喻中）。這一斷言令我信服。我明白你的興趣在於關注不同性別讀者身體情感的展現以及文化和文化流行敘事形式對於身體怎樣體驗情感和元情緒所產生的作用；而不在於生理機製方麵。但是你的書促使我思考，也許除了文化訓練之外，生理也起了一定作用，在這兩者的共同作用下，你更喜歡看《隨世界轉動》，而不那麼喜歡讀帕特裏克·歐布萊恩（Patrick O’Brian）的《怒海爭鋒》（Aubrey Maturin）係列。談到讀《怒海爭鋒》係列時，你寫道：“我的身體就是對它不夠投入”，你把原因歸結為經驗而不是天性或者傾向。但是你為什麼一次又一次地看《隨世界轉動》，卻不去讀全套的特羅洛普（Trollope）小說呢？為什麼有的讀者的“感情肌肉”（feeling muscle）能夠被打造出來，而有些不能？是否文化、經驗、甚至時機的作用（排除掉生理的作用）加在一起，就可以對讀者的選擇和這種選擇帶來的樂趣作出充分解釋呢？
我真正想說的是：《痛快一哭》這本書最勇敢的地方在於你不斷遭遇羞愧，然後承認羞愧，繼而超越羞愧。你承認自己很羞愧，因為看《風月俏佳人》中的婚姻情節時你感到很興奮，因為沒能全盤通讀特羅洛普的小說係列，卻成為《隨世界轉動》的忠實觀眾，最令你感到羞愧的是居然還痛快地哭了一場，這種行為表現出了女性化的情感，然後你通過分析羞愧而“接受”了羞愧，最後你追問了把你從這些對象中得到的愉悅變成羞愧背後的文化規約，從而使我們也有可能超越那些羞愧感。我們為什麼會去閱讀或者討論這樣的體驗呢？我寫了一本書，書名是《平凡的樂趣》，書裏談到一係列文本，它們能帶給我極大的閱讀樂趣，喚醒我去體驗“平凡”的快樂。我理解，你閱讀的原因之一是，你想去體會不帶物化眼光閱讀的感受，但同時又感受伴隨物化眼光而來的羞恥感。你寫道（123）：“畢竟，文本沒有主體性，讀者的身體也並非他人的客體。”你致力在文本中尋找的那種“解放式”閱讀體驗，以及你“女性氣質”的閱讀身體在文本中感受到的愉悅，這恰恰是你希望我們從你的文字中獲得的感受。《痛快一哭》讓我感覺好了一點。
（原載Narrative，2004年第2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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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學，性別和感情：論振奮
對話
[美]羅賓·R。沃霍爾/文王磊/譯楊曉霖/校
凱，你把我的書的主題總結得很漂亮。此外，你也很出色地提煉出了我這本書的基本哲學理論，即我拒絕接受笛卡兒式的“身/心”二元對立。你還讓我回想起了一些基於女性主義認識論的問題，正是這些問題讓我一開始就對自己的話題產生了興趣。對我來說，女性主義的中心點就是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社會性別”在我們如何觀察、如何感受、如何認識和被認識方麵“造成了何種差異”？這與“生理性別帶來什麼差異”這個問題有著非常有趣的重合之處，但是，正如你在回應中清楚地談到的那樣，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並不一致。
比如，在思考19世紀50年代的中上階層女性作家的社會性別經驗時，我總是更多地考慮文化對她們產生的影響，並不那麼在意生理因素。我會考慮下列問題對她的作品的影響，如當時女性沒有受過正規高等教育，那個時代對“職業”和“女性”定義上的衝突，或者對這個女性作家進行評論的人對所有女性作家持有成見，等等。在這個方麵，我的習慣做法和第二浪潮曆史女性主義並無二致。但是，相比之下，我會更加發自肺腑地分析處在這種社會環境中的這個女性的身體。我把焦點放在這個時代的婦女的身體感受上，她們每天受皮革和鯨骨做的束身胸衣的桎梏壓迫，站在裙擺周長8到10英尺嵌著鋼圈的裙撐中央，不是向人點頭致意，就是將手伸向旁邊的人，但是，永遠脫離不了一個嚴格劃定了界限的圈子，我們或許可以把這個圈子叫做“個人空間”。相比女性月經周期之類的個人經驗，我對她們與她們同時代男性之間的性別差異更感興趣，我也可以坦率地承認，我的興趣帶有政治動機。我想知道社會性別可以帶來什麼差異，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我想知道社會性別差異如何使女人在社會和文化上陷入劣勢。但是，我最終想要弄清楚的是，我，更確切地說，我們怎麼做才可以消除這種劣勢。女性月經周期將來可能會表現為某種至今仍未知的形式，而對每位女性的生活而言，月經來潮後一直到絕經前，月經每月都例行公事般地造訪又離去。月經代表的意義因文化而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至少到現在為止，月經在政治行動領域沒有意義。我總是傾向於反本質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形式，因為我願意相信，性別平等所需要的改變雖小有阻礙，卻大有希望。讀了你的回信，我必須承認，雖然對我的研究課題而言，我有必要將生理因素考慮在內，然而，堅定的反本質主義立場對我影響之巨使我放棄了對不同性別體驗的生理因素的重視。你寫道：“我想，也許除了文化訓練之外，生理也起了一定作用，在這兩者共同的作用下，你更喜歡看《隨世界轉動》，而不那麼喜歡讀帕特裏克·歐布萊恩（Patrick O’Brian）的小說係列《怒海爭鋒》。”（223）不過，對我而言，沒有文化之外的生理學，至少，我們無法站在文化之外感知生理意欲。
在你閱讀珍妮弗·菲尼·博伊蘭的《她不在那兒》時，我讀了傑弗裏·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的最新小說《中性》（Middlesex）。這本小說以第一人稱敘事，主角是一個雙性人，他出生了兩次，第一次是1960年1月出生在底特律，那時他是個漂亮的女嬰；第二次是1974年8月“出生”在密歇根州的一個急診室，那時他是個十四歲的少年。他以男人的身份敘述了自己的生活故事。很開心，這本書封底的廣告詞說主人公卡爾（Cal）是個“親近受述者的敘述者”（engaging narrator），因為無論從這個詞的素常意義上，還是從敘事學意義上說，他都當之無愧為一個“親近受述者的敘述者”。雖然這部小說入題很慢，充滿了繁言碎辭，以一種不厭其煩、娓娓道來的方式向讀者呈現了一部20世紀大部分時間希臘移民在底特律的生活經曆的美國研究史論，不過，小說主人公以一種令人信服且非常具有創意的敘事聲音呈現了身體的性別和個性上的性別之間的聯係和區別。像一個變性人一樣，卡爾有意識地作出改變自己的性別身份的決定。然而，不像那些通過手術和激素治療進行變性的人，卡爾選擇放棄變性手術專家推薦的變性方式。專家原本期望通過手術改變卡爾的生理特征，使他符合出生時被認定的“卡麗”的女性性別。卡爾的性別轉化是“自然的”，隨著青春期荷爾蒙的自然分泌出現了男性第二性征。但是，與珍妮弗·菲尼·博伊蘭一樣，伴隨他從女孩到男人身體上出現的變化，卡爾對包括體態到感情在內的一切改變都有所意識。另外，我最喜歡這部小說的是，作者尤金尼德斯完全推翻了博伊蘭不免陷入的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卡爾的情感生活是一種紛亂複雜的綜合體，既有陽剛之氣，也有柔弱之美，這種雙性化感情特征讓我們難以界定卡爾的社會性別類型，而且，我懷疑差不多所有人的個性最終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卡爾決定選擇男性身份，部分在於受到性欲驅動[他“一直喜歡女孩，自己還是一個女孩的時候都喜歡女孩”（513）]，部分在於迎合他的生理特征（突出的喉結，胡須，伴隨青春期發育的拔高身材）。然而，當卡爾的身體性別從女性身份變成男性身份時，他的個性並沒有改變，雖然他也想方設法去調整自己性別表現的細節。“我從女孩變成男孩的跨度遠沒有人從嬰兒長大到成年人的跨度那麼明顯。在大多數方麵，我還是原來的我。即便到現在，雖然我作為一個男人生活，但是在本質上，我還是泰茜的女兒。”在書的結尾處，這位41歲的男主人公如是說（520）。研讀過很多性別理論的作者尤金尼德斯，對於性別身份的歸結問題，他很明智地避開了把答案明確地落在身體或者心智中的任一選擇上。
很有意思的是，卡爾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就很少哭，但卡爾一作出拋棄女孩身份的決定就哭了。卡爾想象自己的父親在去世前的最後時刻也會哭泣，而實際上在卡爾的故事裏，他父親直到那一刻從來沒有哭過。這些男性的眼淚可以作為“痛快一哭”的例子嗎？你問過我，有沒有“不痛快的一哭”呢？我除了可以向你說明“痛快一哭”在口語的習慣表達裏所蘊涵的公認智慧之外（我從來沒聽說過某人“不痛快的一哭”，而“去吧，寶貝，去痛快地哭一場吧”是習慣說法，至少在19和20世紀的美國感傷文化裏是習慣說法），對於你的問題我無從回答。但是很確定的是，生理學家（如威廉姆·弗萊）已經通過研究證明，情緒引發的淚水可以幫助我們將某些人體不需要的化學物質從體內排泄出去（比如“壓力荷爾蒙”）。在生理學意義上，所有的哭泣都是“痛快一哭”。但是，從嚴格的體驗水平意義上來說，我想申明的是，哭和哭之間有差別。比如，作為慢性抑鬱患者的典型症狀，這種反反複複、時斷時續的流淚所引起的低水平痛苦感受與我讀到《弗羅斯河上的磨房》結尾時所流出的眼淚不盡相同。如你所理解，我認為任何情緒表現都不是排泄性的，而是對要表達的情緒的預演和加強。例如，抑鬱的絕望和孤獨在抑鬱症患者反複出現的哭泣中得以預演。的確，如果有什麼“不痛快的一哭”，這種大概算是。我不能代表其他人說話，但就我來說，這種感情沒有任何愉悅可言。
你問我是否認為，可以單獨用文化的作用，而排除生理的作用，來解釋我在文本引發的感情中所獲得的愉悅，解釋我在追求這些感情時或許可以預測的選擇。我業已表明，用來解釋我看電影愛哭、喜歡看肥皂劇的原因在於我的女性氣質（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性別），而非我的女性性別（生理意義上的性別）。既然有這個機會更進一步思考自己的論點，我想坦白一個自己在流行文化選擇上的變化，這大概可以給你提供一個更能讓你滿意的答案。完成《痛快一哭》後不久，我經曆了兩個重大的生理改變，這兩個改變既關係到生理學意義上的性別也關乎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性別。我（不得不）接受了子宮切除手術，為了避免很可能出現的術後抑鬱症，我在手術前開始服用抗抑鬱藥物，在術後六個月的生理恢複期逐步減少服用劑量。但是最終我又開始不定劑量的服用抗抑鬱藥物，因為這些藥物極大地改善了我的情緒。很怪異的是，手術後，當我在家休養，有機會想看多少肥皂劇就看多少的時候，我突然不再想看《隨世界轉動》了。經過四十餘年如饑似渴地觀看（正如我在書中第五章裏所描述的），我已經不再關心這個故事了。我不能將對這個節目熱情狂減的原因歸咎於這個節目的肥皂小說腳本。如果說在我休養期間這個肥皂劇的腳本寫得很差，那麼我相信，當我還是這個節目的忠實觀眾時，那些劇本也好不到哪裏去。我原本以為這隻是一個過渡階段，總有一天會過去，但事實並非如此。到現在已經四年多，我再也沒有追看過《隨世界轉動》係列節目了，連把節目錄製下來留待以後收看的想法都沒有了。即使在此期間，當我承擔了一門《連續劇閱讀》的電視文學課程，可以拿節目作為教學素材時，也懶於錄製。
是否因為我失去了子宮，失去了和肥皂劇情節潮漲潮落的情緒結構相呼應的每月一次的周期，所以我不再關心《隨世界轉動》了呢？我對這種說法表示嚴重懷疑。但如果真的可以這樣解釋，那麼它將成為主張社會文化性別與生理之間存在某種關係這派論點的重要素材。或許我不再喜歡這個節目，是因為我沒有抑鬱？我當然不願意聲稱自己對肥皂劇的熱衷觀看是抑鬱症使然，盡管對於我來說，抗抑鬱藥物似乎將我想看肥皂劇的情緒驅散得一幹二淨。雖然要把情緒稱為“心智”的一個因素而非“身體”的一個因素這個說法很吸引人，但當把抗抑鬱藥物的作用考慮進來，這種身/心二分法的觀點就轟然倒塌了。抑鬱症患者通過每天服用一顆藥丸來改變他體內的化學平衡，接著，改變的化學平衡又改變了他的感受方式，甚至改變了他對感情的思考方式。服用抗抑鬱藥物時，長期抑鬱症患者可以親身體驗到割裂身/心的二分法的破產，因為身體服用的化學物質深刻地改變了心智，這種改變絕非為了沉溺玩樂而服食的軟性毒品導致的“精神迷幻”所能比擬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心智”和“身體”都可以看作是“生理”的不同方麵，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感情既參與在文化中，又受到文化影響。抗抑鬱藥物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說明文化不僅以這樣的方式在身體上留下痕跡，同時也構建身體。抗抑鬱藥物作用的鮮活例子生動地提醒我們，除了生死這個赤裸裸的事實之外，我們幾乎不可能感知文化之外的任何一種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