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不一樣，行為就是外在的表現，就像我談到思維的東西。決策是這樣的，最後你到底如何做，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心理學家實際上從三個層麵同時研究這個問題，研究心理活動的物質基礎，就是大腦的活動；同時研究他的認知的結構，他的一些認知心理的結構；同時還研究一些具體的行為。所以，心理學其實都可以用非常實證的方式來做，像我們談的這三個層麵，都可以由一些比較具體的實證的物質表現出來。
我們太注重身份，太注重社會評價提問：
我是學mba的，學了一點行為學，學了一點經濟學，學完給我的感覺是，學了一些西方的管理知識、案件，我們的觀點接受了西方的，現在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現在怎麼把它轉化到中國倫理學或者企業裏？還有一個宏觀的問題，談到思維方式、中西哲學組成，中國哲學沒有提邏輯學和係統認識論，怎麼能把它與現代社會傳統相接j找到一個結合點？
我原來是在中關村做電腦的，現在學更高級的，反而各個方麵都找不著位置了。你講了“敢幹”的問題，老師能不能給我們提供一個指導，把這些進行融合？現在我旁邊的很多人找不著位置，高不成，低不就，要是去外企覺得比較受氣；如果去中關村搞一些街竄的事，覺得檔次太低。
李強：
你提的可能是一個更廣泛的問題，還不純是心理學的問題。中國人在看人的時候，確實特別強調身份、地位這些東西，出現了這山看著那山高，或者叫高不成、低不就。我們看有些民族在人格、性格上就很務實。比如我們和日本民族比，日本在改變的過程中，明治維新在它的曆史上起過很大作用，當時明治天皇在決定政策的時候，讓老百姓學的是很普遍的技術，並不允許老百姓學習傳統的叫儒家治國之術。這樣，日本民族相對來說比較務實，不太注意某一項工作地位有多高，或者是另一項工作地位很低。從這點看，我們的民族性格裏麵——這也跟心理學很有關係——有的時候，我們把事情本身倒看得不重要，而把身份看得很重要。比如說，我們一兩千年都實行科舉製度，所以大家非常重視高考。因為高考決定人的身份，大家拚命地高考。至於考上以後，家長並不關心，他並不關心孩子做什麼，他關心的就是孩子進入到一個社會的較高層次上去。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民族看身份的東西太重，看實質性的，比如說操作性的技術反而很輕。在這一點上，曆史上托克維爾曾經寫了一本《美國民主》的書，留下很突出的印象。他是個法國人，到美國去很短時間，寫了那本書，對美國的理解很深。他說法國是很重身份的民族，和中國人很像，他到美國以後發現，美國這個社會居然不講身份。如果大家不是特別看重身份這個概念，反而更容易腳踏實地的做一點事情。
彭凱平：
實際上李老師說得很有道理，我們太注重身份，太注重社會評價。我們對很多事情的判斷沒有自己的標準，隻有社會的標準，或者說我們對很多東西都是根據輿論的標準進行判斷，這是中國社會的特點。比如學術的標準是什麼，科學的標準是什麼，很大程度上不談科學的標準，我們談輿論的標準。這個人是好學者，為什麼呢？因為他天天上報紙，這就沒有一個獨特的學術標準。經濟也是這樣，經濟應該從利益、利潤、成本這方麵考量，沒有考量的是社會影響、社會民生；同樣，牽扯到個人標準的時候，我們不從理性的角度來判斷。理性的標準是什麼？理性的標準就是，它跟你的個人利益是不是一致的。另外，是不是跟你的信念是一致的，是不是跟你最親近的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有時候完全不是個人利益。這種是理性判斷的標準，我們沒有這些標準，我們是根據社會判斷，根據大家的判斷，跟李老師說的是一樣的。
同時又談到文化衝突的問題，又是和李老師說的不太一樣的問題。中國受到兩種文化影響的人，往往是有一種衝突的現象。所謂的高不成、低不就，在某種意義上實際上是反映了一種文化的衝突。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意識到西方文化的一些優勢，同時也意識到中國文化的一些優勢。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中國社會沒有太多地發掘中國文化的優勢，而過重於談的是中國文化的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