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中國人有一種隨大流的行為特征,這是很普遍的。但是我們說,有時候隨大流不一定是壞事,比如說結合行為的一種,比如現在大樓裏著火了,有ab兩個口,80%都往a口跑,你在那種情況下怎麼能做出一種理性的判斷呢?是隨80%的往a口跑,還是我自己想,應該往b口跑?您做這個實驗,是不是有一種價值預設在裏邊?
彭凱平:
這個問題是所有做文化研究的人經常碰到的,你到底有沒有這種價值偏見在裏頭?你可能誤解了我做研究的主要目的。
我先談第一個問題,傳統文化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提到傳統文化,我在儒家思想後麵打了一個問號,我實際上沒有研究傳統問題,我也根本沒有測量傳統問題,我全部做的是現代人。我不認為這個東西是受傳統文化影響的,我描述的是當代中國人的這種社會認知的特性,而不是傳統文化下中國人的認知思維特性。我不知道傳統文化對現在有什麼影響,因為我沒有做過研究,我隻做現代人。我第一個問題沒談傳統文化和現代認知的關係,這個問題沒搞清楚。儒家的思想到底是積極還是消極的?沒搞清楚。
第二個問題,樣本的代表性問題,這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你到底要挑多少中國人,才能夠說明你的東西是代表中國文化?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主要的目的不是研究文化,我連中國傳統文化說些什麼,是什麼都不知道。我研究的是行為,研究的是認知結構,研究的是心理的東西,而不是文化的東西,我談的文化的東西和心理的東西受到文化的影響,我是把文化作為一個解釋變量來做,但是我沒有做文化。我不是人類學家,也不是文化專家,我是談行為的東西,隻是說有些行為的東西我認為是跟文化有關係。
我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我挑的這個案例,基本就是在很多方麵都是匹配的。比如他們都是兩個文化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他們都是中產階級的後代,他們都是聰明的人,他們都是未婚的,他們很多方麵接近。隻有什麼不一樣?他是在中國文化下長大的,他是在西方文化下長大的。如果做出差別來,我隻能說他是由於那個文化和經驗的差別,而不是由於其他因素的影響,這是我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樣本的代表性很重要,但是對我的研究來講不是最重要的東西,最重要的東西是要控製其他假設,說明最後這個變量和差異隻能由這個文化的差異解釋。這是我做研究的一個特點。
第三個問題,你談得挺有意思,很有道理,我到底有沒有這種價值偏見?我個人認為,我肯定有價值偏見,但是我是有意識地排除價值偏見。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如果你仔細聽我的研究分析,你就知道我對西方的非理性判斷同時做出了研究。比如歸因誤差,中國人強調外因的作用,但是同時我也說西方人強調內因的作用是一種誤差,也叫做基本的歸因誤差。我談到明星崇拜就是一個非理性的行為,所以我不是隻強調中國人非理性的行為,我也談西方人非理性的行為,比如對矛盾信息的判斷,我說西方人叫做第一類的判斷錯誤,中國人是第二類的判斷錯誤,我個人覺得相對而言是比較平衡的。主要的目的還是想說明一下,西方人有他們的優點,有他們的缺點。中國人有思維的優點,中國人也有思維的缺點。
所以,我個人不認為我是要從西方的角度批評中國人。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如果你要看英文的東西,你就會發現,我實際上是從中國人的角度批評西方人。所以,你上網去看我談的東西,實際上我都是批評。我明年有一本書出來,叫作《單向思維的美國佬》,全部罵的是美國人。所以,你要說我在偏向,從西方角度批評中國人,我個人是不承認的。但是,我的第二本書就是要批評中國人的思維,因為我們中國是個弱勢文化,我要做的事情是先批評老美,然後再批評老中,這樣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我的觀點。不然,中國人把我歸到美國人裏頭,不管我說什麼都懷疑我的道理。
第四個問題是隨大流到底是理性的行為還是非理性的行為,實際上完全是一個情景特有的現象。你說的在起火的情況下,在那種情況下,當然是不進行理性思維,當然是跟著大家跑,但是跟著大家跑是不是就是理性的?不一定。你要冷靜地想一想,也許就不會跟大家一塊被煙熏死了。所以,隨大流並不一定總是理性的,但是在那種情況下沒有時間,沒有條件進行理性思維,也不可能談理性思維的問題。
還有一個,在家庭關係裏,你真的不能理性思維。比如,你和你太太衝突的問題。有一個很簡單的心理實驗,找三組大學生。一組大學生讓他分析,你為什麼談戀愛,你為什麼喜歡這個人。另外一組大學生不分析,記錄一下你們倆一起幹了什麼。第三組大學生就是記錄一下日記。發現了什麼東西?發現天天分析我為什麼喜歡這個人的這一組,一個月以後就分手了;而那些不分析的人,呆了半年、一年還在一起。說明什麼問題?說明人際關係在家庭關係裏是不要理性的,理性越多,越對關係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