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的男女青年長到十六七歲，就同父母分開居住了，獨自占據一個小窩棚。大約在夜裏十點鍾，村裏的狗一陣一陣地叫著，這是幽會開始了。做為家長，不但放任自流，並且女兒交往的小夥子越多，心裏越高興，他們的理由是，招引的人多說明他家女兒不錯，如果沒有人登門，就成嫁不出去的姑娘了。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靈就靈在有凝聚力。
一天晚上，村裏召開批鬥會，我們也去旁觀，隻見一個四類分子跪著，人們紛紛發言，數說他的罪狀，我們聽不懂，問旁邊的“翻譯”是什麼意思。
這裏的所謂“翻譯”，不過是高中畢業的青年，會將黎語譯成漢語。他叫阿昆，回答說：“這個四類分子不讓自己家的小孩參加學校的勞動，目的是破壞‘農業學大寨’。”我問：“鄉親們喊了什麼？”阿昆說：“大家提出要把他打死。”
我說：“不能武鬥啊！”阿昆說：“這是嚇唬他，讓他低頭認罪。”
按照協議，育種用地需要賠產，我縣代交公糧，當地則要派些勞動力協助我們播種和田間管理。我們認識了幾個男女青年，了解了風俗習慣。從搞對象說，這裏搞對象很自由，大多是本村的，自給自足。出身於四類分子的青年跟我們故鄉南北呼應，同樣打光棍。但是，個人的夢個人圓，不同環境中另有解決婚姻的辦法。
有什麼辦法呢？
故鄉興修水利，響應了“一定要根治海河”。海南島有什麼河，我並不清楚，知道他們也要治理河流。海南島有萬泉河，《紅色娘子軍》中唱過“萬泉河水清又清，我編鬥笠送紅軍”。不過，根治萬泉河與根治海河不同，不僅靠青壯年勞力，男女老幼均可。按每戶的人口下達土方指標，不管采取什麼辦法，完成任務就可以。這樣，有的家庭就派去女勞力，甚至是老太太，可以做飯、洗衣、看孩子，青壯勞力同這些人相互補充，多挖幾方土，省了自己奔鍋奔灶。如此一來，村與村的界限打破了，共同住在一個大窩棚，到了夜裏，男的那一排人越來越少，都跑到女的那一排去了。待到知道了底細，生米已經做成了熟飯，有了感情，階級觀念也淡薄了，那就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成就了夫妻。
更多的人往往是有了小孩子才結婚，不過，去公社辦理結婚登記的卻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嫌麻煩，認為再離婚的話還得辦手續，不必要。
此地環境改造了我的世界觀。我從來歧視女人，卻逐步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女人不是沒有出息，原因是地域不同。為什麼“紅色娘子軍”出在海南島，不出自平原省獨莫縣？為什麼宋家三姐妹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原籍是海南島文昌縣，不出自平原省獨莫縣？這個思維我卻承認，黎族的少女的表現，讓我也變得大方、開放了。
薅高粱時，黎族的參與者有三個青春女子，她們分別叫阿瓊、阿香和阿果。南方人為啥愛用“阿”，北方人不理解，沒有人追究。與我們的育種隊員相處後，黎族姑娘學了很多普通話，能夠交流了。
阿瓊身段苗條，說話伶俐，說：“我們三個夥伴商量了，甘願給你們當妻子。把我們帶回北方，你們同意不同意？”
岑尚勇舉了舉手：“我同意！”
既然有人帶頭，趙立軍和邵康也笑著說：“桃園三結義，我們倆也同意。”
我太認真，覺得這是開玩笑，落實不了，就對邵康說：“你結婚了，還有五歲的孩子了，難道要娶小妾？”
邵康說：“你是拿著棒槌當不了針，韌針不是認真。她們這群玩意兒，我看她們不是破鞋也是爛貨，白給也不要。”
我說：“重要不賠本兒，舌頭能打滾兒，你碗裏做夢吧。我費事舉起手，白費蠟了。”
邵康所說的有“破鞋”和“爛貨”，那是我們的方言土語，黎族姑娘們聽不懂。阿香看到我舉了手，認為是同意，高興地說：“太好了，太好了，相比之下，我更喜歡永文兒，他表現大大的幹活，很偉大。”
“永文兒”實際上是我的名字被習慣口語兒化，黎族姑娘吸收了。還摻雜了日本的語言，可能是從電影上引用的。意思是比較欣賞我，幹活勤勤懇懇，吃苦賣力。用了“偉大”這樣的詞語，我也得到了滿足。
岑尚勇又添上一句歇後語：“半山腰倒水——下流。”
我說：“這黎族丫頭片子，我也會編歇後語，飛機上噴水——上流。”
阿香聽到“飛機”和“上流”的漢語，立刻拍手：“我太幸福了，能坐飛機火車了。”
晚上，育種隊開了一次會，張隊長說：“與少數民族的鄉親們交往，說話要有分寸。我們來育種，也是促進各族人民齊心協力，共同促進祖國的發展繁榮。秤杆離不開秤鉈，打鐵還需本身硬，一條河有深有淺，邁一步先用木棍探探。育種是莊稼，不是普通的人，應該有組織，有紀律，忠於職守。
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尤其不能調戲婦女，嚴禁淫詞濫調。不管結婚了還是未婚，都要承認家裏有妻子，有老有小，避免出現民族矛盾的導火索。”
張隊長說了這番話，不是無的放矢。我們的小組有了這種現象，別的小組也不例外，有大有小，有多有少。緊接著，又說了一個問題。張隊長說，家裏來了電報，會計老石的母親年老患病，從情理上應該離崗探望。經過黨支部研究，石景清同誌回去，請原單位銀行再分派一個同誌來頂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