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工人不一樣，我們盼年底，能分紅。他們掙工資的不用年底領，盡快到月底。”
“家長與孩子不一樣，家長希望孩子天天上學，孩子們的希望，是快來星期天呢。”
“村裏當幹部沒有星期天，不休息。”
“當社員不掙工分，天天都算星期天。”
一言一語，和諧搭配。一捆玉米秸稈斷為飼料，要按幾十刀，才讓秸稈粉碎。幹了一個時辰，變換節目，需要再鍘花生秧子。賈希躍說：“歇息一會兒，咱們先抽一袋煙。”我說：“我卷。不是一鍋兒，是一顆。”他說：
“卷煙不如煙袋，費紙。”我說：“卷煙不如煙卷，費錢。”
年齡的差距，影響到觀念的角度。不僅語言不一致，使用工具也有區別。
大叔用煙口袋，我用小鐵盒，他裝滿了煙鍋兒，我卷成了錐子把兒，他用火柴，我用打火機。
我說：“四叔，你是平民百姓，也有功勞，兒子當上了大隊革委會主任。”
“哼！狗屁官兒！”賈希躍爽快評說，“三楞子入了黨，跟上了形勢，搞社會主義，不搞資本主義，替鄉親們操點心，費點力。說到底，仍然是掙工分，不掙工資。”
我想起了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名言，裏麵說：“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人隻有一次人，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由此，我說：“三楞子畢竟有出息，隻是不如工人啊！”
賈希躍笑了：“我看當老百姓最好，比工人強。”
“比工人強？”
“十年了，我從來不後悔。”
“咋十年了？”
“當年，我曾經當了開平煤礦的工人，到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自願回家務農了。”
“為什麼呢？”
“前麵的路，全憑自己走。在煤礦下井挖煤，暗無天日，連腰也伸不直，從頭至腳已變成一塊‘煤炭’，連鼻孔裏都塞滿煤灰，況且還容易染上塵肺病和矽肺病。”
“毛主席說，煤礦工人特別能戰鬥啊！大叔缺覺悟，怕累怕苦。”
“不是怕累怕苦，歸根到底是涉及到個人的經濟利益。”
“掙工資總比掙工分強，現在都願意去當煤礦工人，怎麼涉及到個人的經濟利益？”
“咳，你不知道，我的工資是七斤玉米、十個蘿卜，不如種自留地。”
“這話從哪兒說？”
“那時節是困難時期，填飽肚子最重要，市場上一斤玉米賣六塊錢，一個蘿卜賣三塊錢，我的工資是四十二塊五，不就是七斤玉米、十個蘿卜麼？”
我說：“那是臨時的。前幾天集日，如今玉米是二毛二，一塊錢能買八個蘿卜。你經不起考驗，未能站得高，看得遠，若是將來後悔，天下可沒有後悔藥。”
賈希躍搖頭，說：“你說錯了，我不後悔。當老百姓比當煤礦工人強多了，起碼有好幾條理由。我以領導的講話水平，也分一二三。第一，老百姓自由，工人不自由。種地沒有鍾點，挖煤下井耽誤三分鍾也不行。第二，種地沒有危險，煤礦巷道裏有瓦斯，還冒水，有生命危險。第三，在家裏可以伺候老人，照料孩子，在煤礦上班，想不到，做不到，遠水不解近渴。”
我驟然想到，說：“還有第四呢。”
“是什麼？”
“我是小輩人，嘖嘖，不好說。”
“尊老敬幼，有啥不能說？吞吞吐吐，不像老爺兒們。”
我說，像娘們還生孩子呢。四叔，你家除了老小，還有四嬸呢。一日夫妻百日恩，唐朝白居易寫過《長恨歌》，連皇帝也放不開楊貴妃，詩句有“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你既然要回家務農，是想念四嬸呢。
“別亂七八糟了，沒意思！”賈希躍往石頭上磕了磕煙袋鍋兒，說，“去抱花生秧子，鍘草！”
幹起活來，我說：“這是第四，有沒有第五？”
賈希躍說：“你沒完沒了，理由多著呢。我們老百姓，有左鄰右舍，平時串門兒，啥事都交流。吃商品糧的，住在高層樓，姓甚名誰，做什麼工作，互不知曉。”
賈希躍的五條理由，說得通。
這番話是隨意嘮嗑兒，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確，並無標準。
正題就是鍘草，隻能幹活。沒有什麼話，一刀一刀地按，賈希躍也不說話，把花生秧子放進鍘刀下，我按鍘刀鍘一下，他用秸稈入一下。
怎麼鍘是小問題，我和賈希躍觀念不一致也是小問題。問題在哪裏，尚沒有答案。沒有就沒有，政策不過問，在於大方向的引導。大方向在哪兒？
我不知道，隻知道上級怎麼說，下級必須怎麼辦。
我不是上級，也不算下級，充其量算低級。這種想法，有理有據。因為上級、下級有級別，低級沒有等級。我和希躍四叔，來往一番話觀點相反。
希躍的說法，全村人相信。我的見解，卻來自世界觀。怎麼說是對是錯，在於權威。比如，工農工農，工人還是在前麵。曾經有過說法是“農工神聖”，過時了，便顛倒了層次。
說起來，農民管地，領導管人。我和賈希躍鍘草，管得是鍘刀和秸稈、秧子，具體分工，是配合。當上了領導，管理的是屬下，一個村子管幾百多人，一個公社管幾千多人，一個縣管幾十萬人。我很淺薄了，知道縣裏革委會主任的名字，知道公社革委會主任的模樣，知道大隊“文革”會主任三楞子怎麼從小長大的——我倆曾經踢瓦、彈球、藏貓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