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說：“以其不爭，所以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是說，隻有具有不爭之德，才可避免介入私利的糾紛、俗事的纏繞，而進入清靜無為之境，這樣，因為無所爭，所以也就沒有人能夠爭得勝你。老子的思想中具有拒絕一切世俗欲望的一麵，但就其揭示的道理而言，對於為政者，還是有啟發的。
鄭國的子產為相前，當鄭國侵蔡取得一些成功、大小官員歡欣若狂時，他卻在長輩麵前說道：“小國沒有文治而有武功，災禍沒有比這更大的了。如果楚國興師問罪，我們能不屈從嗎？屈從楚國，晉國必然派兵討伐，晉楚輪番伐鄭，鄭國從此就別想安寧了。”
年輕的子產把不爭之德運用於政治之中。事實也正如子產所料，鄭因此遭受楚、晉的輪番討伐，加之鄭國又出現了內亂，很快整個國家便陷入了危機。
子產受命於危難之時，為保社稷，他在國內注重改革，在國外展開有效的外交活動，軍事上，他重視防術，很快就使鄭國在強國的夾縫中生存下來。由於鄭國與諸國爭鬥中能避爭戎鬥，自立自強，也就取得了外交的主動權。
他使鄭國在動亂的時代保20年的平安。應該說其年輕時的議論和主張，在政治上是得到了出色的運用和發揮的，這無疑是子產的智慧之晶。
在古代的政治中，權謀和紛爭常常占著重要的位置，也正是於此背景中，晏子與子產的立身、立國之術也就更顯珍貴。
臨危隱退隔岸觀火
1926年北伐軍攻克武漢後，廣州國民政府於1927年1月北遷武漢，史稱武漢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自稱為正統的國民政府；同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南京另立了一個國民政府，以蔣介石為總司令，胡漢民為國民政府主席。南京政府否認武漢政府的合法地位，武漢政府的汪精衛則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宣布撤銷蔣介石的總司令職務，武漢方麵準備組織“東征軍”討伐南京政府，逼蔣下台。南京政府內部的新桂係對蔣介石也十分不滿，同樣逼蔣下台，在內外交困之下，蔣介石決定下野。
1927年8月13日，蔣介石離開南京到上海。14日，蔣介石在上海發表了他的“辭職宣言”，同日回到老家奉化溪口。
蔣介石的下野，並不意味著他退出政治舞台，對蔣來說，下野是他采用的是以退為進，隔岸觀火的政治謀略。他要避開汪精衛派、西山會議派對他的攻擊和新桂係對他的逼迫。他要等待時機，靜觀三大派的明爭暗鬥，在適當的時候東山再起。
當時在國民黨內部有四派：一是西山會議派；二是汪精衛派；三是蔣介石派；四以李宗仁為首的新桂係。蔣介石不辭職，其他三派都反對他，現在蔣介石急流勇退，處於超然的地位，三派就會火並，蔣介石就可以坐山觀虎鬥，隔岸觀火，等待三派鬧得不可開交時，再以公正者的麵目出現，來收拾殘局。
以後發展的事實是：蔣介石下野後，武漢方麵不再“東征”。西山會議派、汪精衛派、南京政府暫時“統一”起來。9月份，三方協商在南京成立了一個32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作為中央臨時機構，行使中央職權。汪精衛本想逼蔣下台後，自己獨攬大權，結果，由於新桂係和西山會議派聯合起來對付汪精衛，使得他的正統地位被否決，汪精衛隻當了特別委員會中的一名委員。
沒有得到權力，汪精衛十分氣憤，9月18日成立特委會，21日他就跑回武漢，與擁有重兵的唐生智合作成立了武漢政治分會。南京政府令汪取消武漢政治分會，服從統一，武漢方麵置之不理。於是，雙方交兵，李宗仁的新桂係打敗了唐生智的軍隊，占領了武漢。
看到雙方交兵火拚，蔣介石非常高興，火已起來，但他認為還不夠大，還不是他出山的時機，於是就到日本去了。
汪精衛看到唐生智失敗，就跑到了廣州，又成立了一個廣州政府。
11月10日，蔣介石從日本回國。
處在危難中的汪精衛，在蔣介石回國的第二天，就在廣州發表演說，表示願意同蔣介石合作。從逼蔣下台到與蔣合作，汪精衛的如意算盤就是利用蔣介石對付李宗仁的新桂係。
桂係怕汪、蔣聯合，也積極向蔣介石伸出友好之手，建議南京政府、廣州政府與蔣介石三方在上海舉行會議。
由於蔣介石下野，造成國民黨內部混亂，張作霖向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發動攻勢，馮閻壓力很大，都呼籲請蔣盡快複職。
這樣，蔣介石一下子成了各方麵勢力都需要的“大好人”，除西山會議派不買他的賬以外，國內各派都討好他。無形中西山會議派被孤立了起來，於是，蔣介石就一手策劃了整倒西山會議派的行動。
11月22日，南京舉行“慶祝討唐大會”，會上有人發表“打倒西山會議派”的演說。會後遊行，隊伍行至複成橋時，槍聲大作，死10人，傷20餘人，凶手逃走，事後各地發起反對“一二二慘案”運動，指控此次慘案是江蘇省黨部常委、西山會議派葛建時製造的。要求懲辦凶手葛建時，發起了對“西山會議派”的“征討”。
事實上，這起慘案是由蔣介石指使陳果夫一手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