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人們褒揚忠死之諫，但真正能做到忠諫則屈指可數。就先秦而言，能夠稱得上忠死直諫之臣，也隻有夏桀時的關龍逢，殷紂時的比幹，吳王夫差時的伍子胥。所以《呂氏春秋》雲：“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眾，數也。”所謂“數”，即必然性。
一般人采取諫而不爭的折中主義的態度。其特點是：君主聽諫就諫，不聽就算，根本犯不上為進諫而舍命。先秦政治家與思想家持此種態度者不乏其人，如孔子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孔子認真執行這個原則。
孟子為進諫講過一些激進之言，但落實到行動上也如孔子。他說：“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在進諫與納諫關係上，君主居於主導地位，臣不管怎樣積極，除極個別例子外，臣不能改變君主的決斷。進諫本是有利於君主進行統治的行為，但伴隨進諫者不是福，而是禍。這正如《管子·宙合》所說：“強言以為謬而功澤不加”。故聰明者“退身”以待清明。正因如此，造成進諫者的折中主義態度。戰國時燕人蔡澤曾說：“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故比幹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在蔡澤看來，臣子不必以死進諫，不必以死為忠，因為事情決定權並不在臣子手中，臣子將應說之言陳諫於君，即算盡了為臣子的責任。
古代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與折中主義態度緊相聯係的另一種態度，這就是“急流勇退”。此種“急流勇退”理論認為：為臣應清醒認識自己權位與君主權力之間的矛盾。當臣子達到一定權位後，仍要進諫，就可能引起君主懷疑，此時，為臣者即應很快引退或緘口不語。範蠡是把握君主專製時代君臣之間的這種微妙關係的著名人物。他說過一句名言：“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他看來，為臣者充其量不過是君主“良弓”與“走狗”。他根據多年觀察，認為越王勾踐其人“可與之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所以他在滅吳之後立即隱退，從而保全性命。範蠡刈越王之分析，在專製時代有其普遍意義。
順而後諫是進諫的第三種態度，也可稱之為順諫。其特點是：在向君主進諫時，要善於尋找機會，察言觀色，忖度君主的心理，委婉曲折將意見表達出來。其火候是，既表達自己意見，又不至於觸犯龍顏。《韓非子》中有兩篇文章，一日《說難》，一日《難言》，可謂淋漓盡致敘述臣子難以言狀的隱秘心理。《呂氏春秋·順說》篇亦提倡順諫，文中說：“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呂氏春秋·自知》篇還講述一個故事：有一次魏文侯宴飲，讓群臣評論自己，多數人阿諛奉承，討主子歡心。唯獨任座指斥魏文侯是“不肖君”，魏文侯聽後很不高興。任座出去以後，翟黃當即進言：“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聽罷轉怒為喜。《戰國策》所載觸龍說趙太後故事。為大家所熟知，其方式亦是先順而後諫。
縱觀曆史所有進諫者，人們不難發現。以死爭諫者是極少數的，多數屬於第二、第三類，就進諫者本人表現看，以死爭諫者精神固然可嘉，但我們也不想貶斥玩折中手法和順諫之臣。因為造成這種現象根本原因不在臣子身上。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我們都知道“自相矛盾”的故事。事實上，其中包含著十分樸素又非常深刻的處世道理和勸諫之法。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是要抓住對方的邏輯矛盾和論證破綻，巧妙地加以引申和鋪陳，使其觀點中的某些謬誤和蒙蔽之識的荒唐性和片麵性得到再現，從而使對方能夠反觀自身，得以自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