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一夜，京畿宣撫司都統製姚平仲擅襲金營失利，欽宗移罪罷李綱相。陳東聞訊，於二月初五率太學生數百人伏闕宣德門，為李綱請命，譴責投隆派李伯彥等人的賣國行徑。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臣等聞綱此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事，豈可以此傾動任事大臣？”當時，汴京軍民十餘萬人不約而期，喧呼震動，人們憤怒至極，打破登聞鼓，又殺宦官數人。欽宗見狀，遂命複李綱職務。
事後，朝廷欲治罪於陳東，但遭到正直之臣的反對。四月，賜陳東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然陳東卻不為所動，憤然作《辭誥命書》，踏上了歸鄉之路。
是年閏十一月，金軍攻陷汴京。翌年四月，徽、欽二帝為金北擄，北宋亡。五月初，康王趙構即位，是為高宗。
南宋初，高宗聞陳東之誠直敢諫聲名，詔其赴南京（河南商丘南）。八月十四日，陳東應召至。適逢李綱又被罷，陳東怒不可遏，以為李綱為社稷之臣，而進退任事大臣，事關宋室中興大計，於是月十七日、十九日、廿五日連上三書，力諫李綱不可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並請求高宗禦駕親征，迎還二帝；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鼓舞士氣；再請高宗車駕還歸汴京，勿幸金陵。疏章言辭直切。而高宗聽信奸佞之言，對陳東上書置之不理。由於上書直指黃、汪等人，群屑處心積慮欲置陳東於死地。
時布衣歐陽澈伏闕上書。黃、汪等見時機已到，以言語激怒高宗，聲稱若不趕快誅殺陳東，恐又有騷動情事。高宗聽罷，將此事交於黃潛善，並命核罪照辦。
就在陳東最後一次上書後當日，開封府尹以議事為名召陳東。陳東知自己固以言忤朝中權貴，此行必無生還之望，乃索紙墨修家書，處理後事從容鎮定，言笑自若。拘前，陳東與官吏謂：“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既敢上書，又怎肯逃避一死？”遂慘遭殺害，時年42歲。
陳東死後，由生前好友李猷出資贖屍，丹陽同鄉胡中行護柩以還，葬於丹陽城東郊。
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追贈陳東為朝奉郎、秘閣修撰，賜錢500緡、祭墓田40頃。
6、公元1594年：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
顧憲成
位於江蘇無錫城東的東林書院，原本是宋儒楊時創立的。楊時是宋代大儒程灝、程頤兩兄弟的門徒，是“二程學說”的正宗嫡傳。後來的另一位宋代大儒朱熹，則是楊時的弟子。
明朝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1551～1612年）受到朝中奸臣、權閹的排擠，被削去官籍，返回故鄉無錫。他和弟弟顧允成一道，倡議修複了東林書院。顧憲成十分明確地宣布他是講程朱理學的，也就是說，他是繼承楊時衣缽的。
重新營建東林書院，常州知府歐陽東風和無錫知縣林宰幫了很大的忙。落成之後，顧憲成與誌同道合的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於孔兼及其弟顧允成等人講學其中。來聽講求學的人稱顧憲成為涇陽先生，後來也有人稱他為東林先生。
當時，不少懷抱道義而不被當政者所接納的士大夫退歸林野，東林書院的重建使他們找到了知音，因此都爭相前來，使得“學舍至不能容”。顧憲成常說：“當京官不忠心事主，當地方官不誌在民生，隱求鄉裏不講正義，不配稱為君子。”“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書院的辦學宗旨。）他的這些觀點博得同誌者的響應。
講學之餘，他們聚在一起，“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用委婉的語言議論朝政，褒貶品評執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區別政治上的正邪兩派。這樣一來，朝中的一些官員，如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人，也與東林書院遙相應和、互通聲氣。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三吳士紳”、東南城市勢力、某些地方實力派等，一時都聚集在東林書院周圍。他們懷著憂國憂民的意識，意在有所作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
他們號稱“清流”，影響著天下的輿論。與他們唱反調的那一派，便別有用心地稱他們為“東林黨”——在古代，黨是一個貶義詞，就像前麵提到的東漢“黨錮之禍”一樣。
當時，明神宗長時間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宮，過著“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邊的侍者辦事稍不稱意“輒斃杖下”。且又極其貪婪，恨不得把天下財貨都搜刮進宮中供其揮霍。他把大批太監派作“礦使”、“稅監”，前往各地橫征暴斂，閹黨擅權，倒行逆施，搞得民怨沸騰。他把朝廷官員的任免都丟在一邊，使在職的官吏無法得到升遷，空缺的職位難以及時補充。最糟糕的時候，六部的尚書隻有1位，都禦史10年不補。為了增置不足的內閣大臣，首輔大臣竟然上了一百多道奏章請求。這樣一來，就助長了朝野上下的派別紛爭愈演愈烈。同時政治日益腐化，社會矛盾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