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猷：物理學大師及大師之師
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被譽為“中國物理學之父”，畢生獻身於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為中國科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世界物理學界享有盛譽。
西南聯大，人才輩出
1934年夏，留學美國的吳大猷，應北京大學之聘回到中國執教。1937年，因抗戰隨校遷往長沙，後轉昆明，在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並成的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吳大猷在西南聯大物理係執教期間，培養出了不少科學精英，正如他自己所說過的那樣：“我教的那個班，是看不見的‘群英會’。”果然，他班上的大多弟子，後來都成了國內外物理學科中卓有成就的俊彥，如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著名晶體力學家黃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電機係主任張守廉、美國西北大學天文物理係主任黃援書……
在古典力學課將要結束時，吳大猷供出了十多個課題，任學生自選作論文。楊振寧選的，是用群論方法於多原分子的振動問題。楊振寧讓吳大猷給他參考文章，後獨立寫了一篇論文。那篇論文，吳大猷一直替他保存著。30多年後，楊振寧正為自己丟失這篇論文而煩惱時，卻驚喜地從吳大猷處得到了該論文的原件。由此可見，吳大猷對於學生的科研成果是如何珍視。
1945年春天，吳大猷又收了一名學生，那就是18歲的李政道，後來亦獲得了諾貝爾獎。李政道當時已對吳大猷十分仰慕。在友人介紹下，他持著書信來到西南聯大，要投到吳大猷門下。
吳大猷後來回憶道：“忽然有個胖胖的十幾歲的孩子來找我，拿了一封介紹信，信是1931年我初到密歇根大學遇見的梁大鵬兄寫的。梁不習物理，十幾年未通音訊了，不知怎樣會想起我來了。他介紹的孩子叫李政道。他原在宜山的浙江大學，讀過一年級；因為日軍逼近宜山，他便奔去重慶。他的姑姑認識梁，梁便介紹李來昆明見我。那時是學年的中間，不經考試，不能轉學。我便和聯大教二年級物理、數學課程的幾位先生商量，讓李去隨班聽講、考試；如他合格，則候暑假正式轉學入二年級時，可免他再讀二年級的課程。其實，這不過是我自己以為合理的辦法，並未經學校正式承認收可的。”
後來，吳大猷發覺，李政道這個預讀生的素質非同一般，“思想敏捷，大異尋常”，“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應付課程，綽有餘裕”。他幾乎天天向吳大猷要比一般學生多得多的習題和讀物，並且能夠又快又好地做完那些習題，讀完那些讀物。吳大猷因患風濕，經常腰痛。李政道則利用替他按摩之機，向他請教。吳大猷常向旁人誇獎這位奇才高足是“思維敏捷，大異尋常，前途無量”。
北大的細胞
吳大猷先生對北京大學情有獨鍾。1998年，他為紀念北大100周年校慶撰寫的文章中寫到：“我生於1907年，1934年任教北大。抗戰時期，我隨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經長沙到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1938年為慶賀北大40周年校慶，我撰寫了一本專著，討論多原子分子之振動光譜及分子結構。2年後，英文書稿在上海印刷，一部分運往美國。此書竟成為該門物理學的第一部完整權威著作，為我個人和北大獲得相當高的榮譽。我生於民國之前，雖不敢說參與創造曆史，卻是實際走過曆史。而我在北大先後12年，見證了學校在苦難中顛沛流離，也隨著學校而成長，身上早已長有北大的細胞。如今隔著海峽，遙祝北大的百年大慶，心中實在感慨良多。”
吳大猷多次表示，自己一生中最喜歡的城市是北平（今北京）。因為在北平雖然隻生活了3年，但在北京大學他經曆了一生中最重要而且愉快的時光。這裏是他走向科學與教育事業的起點，這裏有他的愛情、友情……不能忘懷的情感世界。在1992年重返北京時，盡管會議與會見的日程排得滿滿的，吳大猷先生還是要尋覓46年前在北大生活的足跡：上課的教室、居住的會館、走過的胡同、漫步的小橋……在北大，當看到自己當年親自從美國購回的大型凹麵光柵時，他特別興奮。對北大物理係如今的發展與成就，他表示由衷的讚賞。他以“身上長有北大細胞”而自豪。在他看來，“北大的細胞”是追求民主、科學與愛國主義的傳統，是胸懷坦蕩、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
引進物理學
1934年吳大猷到北京大學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美國學到的最新的物理學理論引進中國。當時最重要的物理學科是光學，量子力學中的實驗幾乎都和光學有關。吳大猷利用他在美國求學時建立的關係，向最好的儀器人購買儀器。當時，唯一能刻出最精密光柵的專家，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伍特教授。吳大猷從伍特教授處定了一個高分辨率凹麵大光柵（刻線部分寬6英寸，每英寸刻3萬線），裝在從德國一家公司購來的大型光譜儀上。加之吳大猷從密執安大學訂購的石英水銀燈、氦輻射燈等，這些都是當時世界第一流的儀器。當時的北大物理係，幾乎近一半的教授都從事原子、分子及拉曼光譜的研究。吳大猷既從事實驗也做理論研究，十多年間共完成論文15篇，其中有不少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提升了吳大猷在國際物理學界的知名度，同時也為北京大學乃至中國物理學界爭得了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