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托尼·尤克，已經62歲了，並是三個孩子的祖父，給明尼波裏教師退休基金會寫了封信。幾天後，漢森太太的女兒給他回了電話。她說，她就住在附近，她的母親早在15年前就退休了，現移居南加利福尼亞。
“Hello ！”他立刻聽出了他老師的聲音。“漢森太太，我是托尼，托尼·尤克。”他覺得他聲音顫抖，簡直說不出話來。
當他解釋完他打這個電話的原因之後，漢森太太說：“托尼，很抱歉，我記不得你了。我接觸過的貧困的孩子太多了。”
“沒關係。”他安慰她。他告訴她，說他準備飛往加利福尼亞去與她共進晚餐。
“噢，托尼，那開銷太大了。”漢森太太說。“我不在乎。我想這麼做。”托尼說。
9月28日，托尼飛往聖地哥。在那裏他租了輛小車，買了一束玫瑰花，沿著海岸線行進，最終找到了漢森太太的家。84歲的漢森太太穿著盛裝在門口迎接了他。她的白發剛剛燙過，眼睛裏閃著明亮的光彩。托尼奔過去扶著她的雙臂，輕輕地吻了她。“噢，托尼，”漢森太太興奮地說，“玫瑰是我最喜歡的花。”
托尼帶著漢森夫婦到了鄉村俱樂部，在那裏他們追憶著50年前的往事。托尼講述了怎樣收集血液和在學校和醫院裏為孩子們演出。“當我做這一切的時候，”托尼說，“我常常想起你和你買的鞋子。看，是你決定了我的一生。”
幾個星期後，托尼收到了漢森太太寄來的一張精美的明信片，上麵有她的手書：“在我的一生中，我收到過很多從前的學生寄來的賀詞和感謝信。但這次與你相聚是我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
難忘的體罰
也許，在這個世界的其他地方同樣也有威信極高而能使所有學生都敬畏如神的老師，但肯定不會有哪位老師會像在我們鎮上呆了三十多年的弗洛斯特女士那樣，差不多成了全鎮老少的嚴師，讓大家都服膺於心。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走進眾人的心底的，至於我，那是因了一次難忘的體罰：挨板子。
那是一次數學考試。試前，弗洛斯特女士照例從牆上把那塊著名的鬆木板子取下來，比試著對我們說：“我們的教育以誠實為宗旨。我決不允許任何人在這裏自欺欺人，虛度時日。這既浪費你們的時間，也浪費我的時間。而我早已年紀不輕了，奉陪不起——好吧，下麵就開始考試。”說著，她就在那張寬大的橡木辦公桌後坐了下來，拿起一本書，徑自翻了起來。
我勉強做了一半，就被卡住了，任憑絞盡腦汁也無濟於事。於是，我顧不得弗洛斯特女士的禁令，暗暗向好友伊麗莎白打了招呼。伊麗莎白傳來了一張寫滿答案的紙條，我趕緊向講台望了一眼——還好，她正讀得入神，對我們的小動作毫無察覺。我趕緊把答案抄上了試卷。
這次作弊的代價首先是一個漫長難熬的周末。晚上，又翻來覆去難以入眠，才迷糊過去，又被噩夢驚醒——連臥室牆上那些歌星舞星們的畫像似乎都變成了弗洛斯特女士，真讓我心驚肉跳！早就聽人說過，教室裏一隻螞蟻的爬動也逃不過弗洛斯特女士的眼睛，這麼說，她現在隻是故意裝聾作啞罷了。思前想後，我打定主意，和伊麗莎白一起去自首。
周一下年，我們戰戰兢兢地站到了老師身邊：“我們知道錯了，我們以後永遠不做這種事了，就是……”（沒說出口的是“請您寬恕”）“姑娘們，你們能主動來認錯，我很高興。這需要勇氣，也表明你們的向善之心。不過，大錯既然鑄成，我們必須承受後果——否則，你們不會真正記住！”說著，弗洛斯特女士拿起我們的試卷，撕了，扔進廢紙簍。“考試作零分計，而且——”看到她拿起鬆木板子。我們都驚恐得難以自持，連話也說不囫圇了。
她吩咐我們分別站在大辦公桌的兩頭，我們麵麵相覷，從對方的臉上看到自己的窘態。“現在你們都伏在自己身邊的椅背上——把眼睛閉上，那不是什麼好看的戲。”她說。
我抖抖索索地在椅背上伏下身子。聽人說，人越是緊張就越會感受到痛苦，老師會先懲罰誰呢？
“啪”的一聲，宣告了懲罰的開始，看來，老師決定先對付伊麗莎白了。我盡管自己沒挨揍，眼淚卻上來了：“伊麗莎白是因為我才受苦的！”接著，傳來了伊麗莎白的嗚咽。“啪”打的又是伊麗莎白，我不敢睜開眼睛，隻是加入了大聲哭叫的行列。“啪”伊麗莎白又挨了一下——她一定受不了啦！
我終於鼓起了勇氣：“請您別打了，別打伊麗莎白了！您還是來打我吧，是我的錯！——伊麗莎白，你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