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考：此議當係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雲：是年嚐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嚐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此年六月，誤矣。）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雲：“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雲：“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墓誌》雲：“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雲：“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洪《譜》雲：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考：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雲“曆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為曆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為失，但雲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在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鑒》為正。持正狂躁，其考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洪《譜》又雲：十三年扼，公在汴有《複誌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已卯，《董晉行狀》雲：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曆官記》雲：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孟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為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於京師，見《歐陽哀辭》。
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毛求>；書》、《賀白兔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邳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雲：“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調四門博士，（洪《譜》雲：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送李願歸盤穀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為博士日，嚐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者也。李肇《國史補》雲：“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為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