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一：“曆史還原”與文學史寫作的主體意識
現在我們關於文學史寫作的討論當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這就是如何理解強化寫作者的主體意識，同時又如何理解同樣呼聲很高的所謂“曆史還原”的問題。顯而易見，近20年來，如果說我們的文學史寫作在“撥亂反正”之中還的確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話，那麼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得歸功於研究者、寫作者的主體意識的複蘇、自覺與強化，沒有對於自我思想價值的發現與肯定就不會有“重寫文學史”的可能性。迄今為止的幾次文學史的新成果的推出都可以歸結到一種研究者、寫作者的思想觀念的躍遷。但是，值得注意的還在於，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降，隨著“學術規範化”思潮的出現，更多的對於曆史“還原”的要求也出現了，而且顯然這種還原的呼聲也是基於對那一段不堪回首的“以論代史”的記憶的反撥，也就是說它同樣是富有革命性的一種文學史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理解這樣兩種追求之間的關係，因為，前者分明在強調人的主觀精神世界的意義，而後者恰恰要求了我們的客觀姿態。
我認為對於文學史的理解就像我們對於曆史這個概念本身的理解一樣，需要弄清楚的是可不可能存在一個絕對的“客觀”，我們進入文學史的時候能不能真正排除掉我們先前的知識背景與審美趣味？顯然這是不可能的。不僅我們麵對的文學史現象在等待著我們的立於特定立場的清理與批評，就是對於貌似客觀的材料的選擇與處理當中也無不反映著我們的思想與特定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應當清醒地看到強調文學史研究與寫作的主體性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在事實上也是必然的。那麼“還原”又當作何理解呢？我認為所謂的“還原”在這個意義上決不意味著那種字麵上的絕對的客觀，那種不攙雜著研究者、寫作者個體思想的“曆史的本來麵目”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我傾向於這樣來理解“還原”：這是一種基於特定思想立場的對於客觀對象自身完整性的盡可能的包容與呈現——相對於在文學史研究不斷發展的“先前”的立場而言，我們新的研究與敘述應當對於更多更豐富的文學史現象加以說明，也就是說，不斷出現的新的文學史寫作不應當是對於對象的進一步的簡化與省略，而是更加完整地顯現了對象自身的複雜性。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還原”指的是一種可能性，一種無限發展著的目標與願望，而且總是於先前的研究與寫作的比較的意義上，我們才有資格稱自己的努力是在更加的“還原”，同時我們卻決不可能宣布自己的研究與寫作是“已經”徹底地還原了曆史。就這樣，我們的努力必須得依靠我們自己的新的思想立場，我們不應當在“還原”的需要中放棄了自我，放棄了我們作為研究者與寫作者的主體性，我們隻能完成這種“主觀”中的“客觀”；當然，我們還必須承認和接受這樣的事實，即我們同時代的其他寫作者、我們以後時代的人們也正在進行或即將進行著他們各自的曆史“還原”，他們同樣擁有這個權力，擁有這個學術的可能性。
這樣的“還原”的主觀努力當然就與那種“以論代史”的思路絕然有別了——其實“以論代史”的可怕並不在於它有了什麼“論”，而在於那個年代當中隻容許這樣一種“論”，它拒絕了其他“論”的產生！就每一種主觀的“還原”而言，它必然是充滿了偏執與片麵的，是一種並不那麼還原的“還原”，但隻要我們清醒地承認了這種還原的特定意義，那麼無數“還原”的共同存在和彼此抵牾恰恰就造就了一個整體上的曆史的“還原”，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文學史寫作應當保持的健康的語境與心態。
問題二：文化反思時代的文體學研究
今天我們的學術研究似乎進入了一個“文化”的時代，也就是說，從大文化的角度來探討文學的問題顯然已經蔚然成風。這一演變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傑姆遜在中國演講的結集《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隻是在思想啟蒙和集中批判“庸俗社會學”理論的當時，這樣的“文化理論”並沒有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後現代主義”在中國學術界占據了最顯赫的位置，傑姆遜當年的一係列表述也就格外的重要了：“我不是個美國主義者，注意的是世界範圍內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的發展，因此，我可以說是個文化批評家。我講的理論方麵的問題並不局限於文學理論，因為結構主義於五六十年代中出現的時候不是文學理論，而是從語言學發展而來，並且首先是人類學方麵的理論。”中國的後現代論者在20世紀90年代十分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正如他們所指出的那樣：“後現代主義絕非如有人所說的僅僅是一種文藝思潮。這種看法既不準確，又與後現代發展的事實相悖。後現代主義首先是一種文化傾向，是一個文化哲學和精神價值取向的問題。由這個高度去看文藝思潮，才會有一種新的文化‘語境’，才會使其內在的精神邏輯呈現出來。”
從20世紀90年代前期後現代主義在中國幾成“顯學”到新世紀之交對於“現代性”問題的更加豐富的認知，盡管中國文學研究的靈感源泉多有變化，中國的文學研究工作者也經曆了一些自我的演變，但從大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學卻似乎越來越為更多的人所認同，這裏還不包括我們一些著名的文學研究者已然“越界”而出，在純粹的文化研究的領域“自由”馳騁。的確，文化的“語境”就是我們近幾年來反複讀到的一個文學研究的“關鍵詞”。人們相信文學在它的自下而上發展的環境中可以獲得更好的說明，諸如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思想的發展、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學術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政治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學院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社群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出版、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傳媒等等課題都以其新穎別致的思路大大地開拓了既有的思維空間，這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由於中國現代性文學不是單純的詩學或美學問題，而是涉及更廣泛的文化現代性問題，因此，有關它的研究就需要依托著一個更大的學術框架。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涉及現代政治、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和語言學等幾乎方方麵麵的文化現代性問題，因而需要作多學科和跨學科的考察。”“以往對現代文學的研究都過於強調作家、文本或思想內容，然而，在民族國家這樣一個論述空間裏，‘現代文學’這一概念還必須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學實踐納入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