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這樣的新的“文化反思”的思路，還有一個重要的價值就在於它真正展現了文學的社會學研究的豐富與魅力。眾所周知，我們的文學批評曾經長期陷入到所謂的“社會學研究”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以至於在上世紀80年代的“狂飆突進”時候，“社會學批評”在許多人的心目當中幾乎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其實那個時候所謂的“社會學批評”不過就是一些相當固定的政治權威概念的演繹，根本就談不上有對於“社會文化”內容的真正的發現，批評者麵對這樣的“理論模式”完全是被動的，沒有創造，沒有激情，沒有個人的體會。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新的批評則真正改變了這一模式，它真正成為了一種名副其實的文學的個人的研究，而不是對某種政治概念的“應用”。可以認為，經過我們近幾年來的撥亂反正，文學批評的社會文化學方式將不斷展示其獨特之處，並在未來獲得良好的發展。
然而，今天我想提出一個新的問題，也就是說在我們普遍強調文學的社會文化視野的同時是不是也可以冷靜地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文學的真正的“本體”是什麼？我們的研究究竟要解決的是什麼東西的問題？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當然可以繼續關注文學的種種“背景”，但所有這些觀照的實質卻最終還要回到文學的本身，也就是回到文學文本的本身，文學研究最後想闡述清楚的畢竟是文學文本本身的問題而不是一般社會文化的發展，否則就無所謂文學研究學科的獨立性了。綜觀近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態勢，我以為在充分看到它的優長的同時又不得不加以認真的檢討：我們的學位論文（尤其是北京、上海一帶高校的博士、碩士論文）越來越多地選擇著“文學之外”的題目，我們越來越多地發現“文學之外”的分析篇幅加大，而文學之內的闡述卻蜻蜓點水。北京大學中文係的溫儒敏教授一直潛心於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思考，在2001年夏天的南京大學研討會上，他不無憂慮地提醒大家注意一個事實：難道我們的文學史正在為思想史所代替？
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對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所回應，我們關心的“文體”問題就是一個“文學之內”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卻對文學的進入十分重要，因為顯然中國新文學的發生發展常常表現為一個“文體重建”的過程，可以說，現代文體的重建構成了我們文學的藝術性的重要內容，並且隻要看一看新世紀的今天我們還在討論“詩體重建”之類的話題就可以明白這種文體的思考對於我們有多麼的重要了。我們需要的學術回應在於，在今天的豐富的文學之外的知識背景上，我們的文學如何進行“現代性”的文體的重建？也就是說，我們要嚐試的是在文化的變遷中認識文體的新變，用文學之外的視野打開我們的思路，但最終我們所關心的還是文學的“文體”本身。
我以為，對於文體問題的探討這依然是一個並沒有真正開展過的研究，其中許多東西應當說都是饒有趣味的，比如中國新文學的緣起與中國作家文體意識的關係、中國新文學啟蒙目標與文體追求的協調性與矛盾性、中國新文學政治功利化思潮與文體建設的複雜關係，中國新文學詩體的文體特征何在？作為抒情文學它與散文的區別何在？敘事詩與敘事性散文的區別何在？劇詩的意義在哪裏？中國新文學散文與小說的區別在哪裏？作為敘事性文體，小說與戲劇有何不同？中國新文學文體創造與傳統文學文體模式的關係？與西方文學的關係？幾乎每一個問題都值得我們付出認真的思考。
問題三：現代性問題與新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
預測未來總是一件相當冒險的事情，因為曆史的未來並不總是按“過去”與“現在”的經驗進行“合目的合規律”的邏輯運動，任何一個曆史的細部與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在根本上改變未來的麵貌。所以，我以為我們今天所謂的新世紀的猜想其實也僅僅隻是對於已經出現的但尚未“蔚然成風”的“現實”的描述。回顧近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我以為最值得注意並且在未來一段時間之內需要繼續關注的是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性”問題。“現代性”問題的提出，不僅僅是意味著中國現代文學界對於當下的世界性學術思潮的回應，而且更有意義的在於，正是這一概念的出現和前所未有的細致的分析，使得我們曾經有過的一係列模糊、含混的思想之爭被置於一個更具統一性的知識背景之上，爭論的雙方都出現了更多的對話的機會。眾所周知，在走向“現代”的文化語境中誕生發展的中國新文學，正是以其鮮明的“現代性”特征在中國文學的曆史長河中樹立自我形象的。在過去的闡釋中，我們曾經將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中的“現代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移作這一文學“現代性”的具體內容，以後隨著文學史意識的生長，我們又趨向於在一個發展變化的維度上來認識“現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呐喊無疑又將更多的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學的精神內涵注入其中。盡管到這個時候，關於“現代性”我們的知識還是相當籠統和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