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承認，中國新文學的闡釋乃至中國的文藝理論與批評界對於“現代性”知識體係的全麵探討還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而饒有意味的又在於，這種全麵探討的契機卻來自於中國新文學現代性追求的質疑者——中國式後現代論者“重估現代性”的呼聲構成了對中國新文學價值體係的挑戰。
中國“後學”的唯我獨尊的姿態在眾多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者那裏遭到了有力的阻擊，新世紀的到來也許會進一步顯示這些“後學”論者骨子裏的“狂躁”之氣的不合時宜，我們將可能以更充分的理由來分析、回應、反駁這些後現代論者的“重估”之聲，但這樣的分析、回應、反駁卻也有可能突出一個明顯的事實，即正是中國“後學”的質疑與挑戰促成了我們對這一知識體係及這一知識體係觀照下的文學發展本質的深入認識。顯然，在以往一個較長的時期裏，當“現代性”追求被我們視作中國文學理所當然的目標之時，現代性問題是與“開放”、“進步”、“走向世界”、“全球一體化”等輝煌的概念連在一起的；所謂“先進”的“現代性”的目標往往被作為落後的“民族性”的參照與對立。同樣，當20世紀90年代的後現代論者將複雜的現代性追求一律視作西方文化東方“殖民”的結果，並以所謂“中華性”的目標對抗所謂話語霸權的“現代性”，這其中仍然體現了十分明顯的“民族性”的問題。中國新文學發展與新文學闡釋發展的事實就這樣地一再證明著“現代性”與“民族性”的複雜糾結。可以這樣說，隻有在與民族性的複雜聯係中，我們才可能比較全麵地理解“現代性”的緣起、本質及文化根據。
我認為，進一步探詢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內在關係將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工作者反思自己的研究對象，反思自己的學術史與工作方式的重要選擇，也是我們真正有效地與“後學”的挑戰相砥礪、對話的基點。
當然，我們無法簡單認同後現代論者關於“現代性”的民族主義的判斷，但也不能滿足於長期存在的對於“現代性”的籠統認識，不能同意曾經存在的對於現代化與民族化“相互協調一致”的簡單的道德性判斷，我們完全可能通過這一課題，對中國新文學現代性追求與民族性的複雜關係進行全麵的梳理。
我們的新研究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麵的內容：
1.近現代以來的中外文化衝撞與新文學“現代”意識的誕生
我們力圖通過對中國新文學發展史的追蹤，展示“現代”意識產生的複雜的文化背景。這一“複雜”在於，我們既“輸入”了包括進化論在內的西方近現代知識體係，同時因軍事鬥爭的失敗而從內心深處孕育了十分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曆史事實的複雜告訴我們，不是單純的西方知識的“輸入”而是中外文化的相互衝撞，是西方文化與民族文化的交彙構成了新文學的“現代性”，我們對發生史的追蹤將有助於更清晰地闡明“現代性”和“民族性”的深厚淵源。
2.民族性與現代性內在矛盾的相互關係
現代性的內在矛盾——即所謂世俗的現代性及審美的現代性（後者體現為對前者的批判）在中國新文學中均有明顯的表現。值得注意的在於，我們中國新文學的審美的現代性往往與民族傳統文化有更多的聯係，即新文學對世俗現代性的批判不時流露出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留戀。民族性與新文學審美現代性的內在聯係值得我們仔細辨析。
3.文學現代性與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的相互關係
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被視作是現代性的最高表現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與中國古典文學恰恰存在著遙遠的應和關係。這樣，在中國式的現代主義文學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徑。我們的工作是，清晰地說明這一路徑，從而剖析中國新文學現代性追求的價值取向。
4.“重估現代性”與20世紀90年代文學“民族性”要求之關係
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性”追求在20世紀90年代的“重估”之聲中麵臨著空前的挑戰，然而，就是這一場幾成“顯學”的“重估”運動也有著相當複雜的文化背景。從表麵上看，它固然是民族性要求上升的結果，但出自於中國後現代論者的這種“反現代”，卻依然呈現出了一種“進化論”的思維模式，於是，“民族性”的追求攙和進了世俗“現代性”的因素。重新檢討這一“重估”的緣起及其闡釋體係，將加深我們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理解，也有利於我們對新文學批評話語的認識。
我還認為，新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當在保持自己的激情的同時繼續探索適合於自己的學術規範。這裏的“學術規範”不是指那種回避現代人生關注的自我封閉，而是指將豐沛的人生激情潛藏在對於曆史事實的更充分的展示當中，我們需要對曆史事實的梳理和分析，需要新文學發展的更廣闊的“曆史主義”的視野。作為對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內在關係的認識，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曆史複雜性的問題，也更需要我們體現出一種“回到曆史”的耐心。我想，或許在新世紀裏，中國現代文學界對於這一問題的進入和解答將會在一個新的基點上鞏固和完善自己的學術方式和學術陣地。
自然，我們在新世紀的首要的課題也是一個難題，其難就難在“現代性”追求自身的複雜性。現代性代表著人們的時間意識，但它卻又是一個腹地寬廣的話語係統，各種概念、取向、觀念彼此抵牾的情形時有所見，我們的研究必須對這種複雜性有足夠的把握和意識，並要恰到好處地透過這些“複雜”形成的意義間隙探尋外來文化與民族文化之間的遠距離聯結。橫亙在我們麵前的將是一個個語言的、思維的與文化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