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告別激情而喧囂的80年代，走向“自律”和學術“規範”的90年代的時候，中國權威的文學批評雜誌《文學評論》連續推出了對當代中國新詩“價值取向”作專題討論的欄目。在今天看來，這場討論似乎就是對“重估價值”的中國80年代文學批評的曆史性總結，它也劃分開了通過“重估”來建構中國現代文化的啟蒙主義與“取消中心”、“削平深度”的中國式後現代主義。
然而，無論未來的中國文化與文學將在怎樣的新的層麵上展開自己的新的追求，作為主體對客體的一種意義的判斷，“價值”將永遠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作為在中國古典詩歌消歇之際突圍前行、不斷“重估”又不斷求索的中國新詩更以其“價值取向”方麵所存在的諸多問題而引發著詩家與史家的關注、議論，於是，我們有必要回首曆史，對中國現代新詩的基本價值取向作必要的追述。
中國現代新詩與現代文化互相關係的底奧即在於此。
迷亂的現代與迷亂的現代詩壇
當代中國新詩目迷五色般的變幻和當代中國社會的“轉型”乃至整個現代中國的某種文化“迷亂”一樣讓人心神不寧。究竟什麼才是光前裕後、彪炳史冊的時代之作？“價值取向”第一次成了我們的熱門話題，也正是在這樣的討論中，我們才多少有點驚訝地發現，所謂價值取向這本來就是一個腹地空曠的詞語，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甚至語義學上的評估標準，其本身就莫衷一是，有表述出的成文準則，也有隱匿於心的權衡，我們甚至缺乏一個更廣泛的理性認同的層麵，各自都有自己非常不同的“價值取向”。
接下來的思索又啟示我們，包括整個中國現代新詩的漫長的發展曆程，實際上都或明或暗地呈現著一種“價值取向”的駁雜特性：民族形式？西化形式？個人的？社會的？格律化？散文化？學院化？大眾化？純詩化？感性抒情？思辨玄學？朦朧曖昧？明白曉暢？溫文爾雅？椎心泣血？言人人殊。要梳理出幾個完全自成體係、並行不悖的詩學體係是很困難的。一個詩學家（尤其是詩人）的詩論很可能雙棲於兩種（乃至多種）哲學背景，而同一個人前後的詩歌觀念亦會矛盾（乃至對立）。
比如郭沫若熱烈倡導的浪漫主義詩歌藝術主張裏麵就同時夾雜著西方表現主義的一些因素，而就在這曇花一現的藝術選擇之後，他又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價值觀徹底否定了前期的價值取向。在30年代所謂“中西融合”的詩歌理想中，西方現代詩藝與中國古典審美理想也構成了一表一裏的複雜關係。又比如，在同是反對格律化的詩人和詩學家中，艾青就不同於中國詩歌會諸詩人，也不同於“九葉派”；聞一多雖然竭力主張新詩的格律意義，但他潛在的情緒未必就與艾青判若雲泥！
當然，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詩人乃至其他的文學藝術家，其“價值取向”都不會是完全相同的。事實上也正是這樣的千姿百態才導致了文學藝術的繁榮昌盛，推動了文學藝術的發展。但也應該看到，即使是在這些繁複的價值形態中，我們也仍然可以梳理出幾個大致獨立的價值體係來，其中必然具有符合那個時代審美趨向的占著顯赫地位的所謂“時代的大潮”，這就是代表那個時代的“價值取向”了。在新時代的價值取向完成對舊的價值取向統治地位的代替的時候，文學藝術就前進了。比如西方後期浪漫主義詩歌以感傷為美，以格律的考究為上，這是當時的價值取向，繼之而起的意象派詩歌則盡量摒棄感傷，重間接抒情，重客觀呈現，否定硬性的節拍，在開掘人的複雜的情緒世界方麵，這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而中國現代新詩進程中紛繁複雜的價值形態卻有著自己特殊的性質：不僅許多觀念之間、同一個觀念自身呈現著難以清理的藝術哲學上的蕪亂、駁雜、交錯、分裂，而且相繼湧起的“價值取向”在實質上也沒有表現出更多的對現代新詩進程的有益的推動。我們不能說中國詩歌會的價值觀念是新月派詩學的劃時代革新，也不能說中國的現代主義詩歌就比中國詩歌會更具有“現代價值”，當然，亦可以延伸到當代詩歌來進一步考查，比如建國後風行一時的民歌體新詩在“詩本質”的探索上無疑是現代詩的退步，而“第三代”詩人沒入神秘、古舊、原始的一類趨向也分明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革新”風貌。
這是不是說，中國現代新詩的價值取向就無從描述，也無從評判了呢？
與西方詩史的區別——三條軸線與三重分歧
顯然，根本不存在無從描述、無從評判的“價值取向”，關鍵在於我們自己將采用的“價值取向”——對現代詩歌的價值取向的估價采用一種什麼樣的評估標準。在前麵，我們實際上是有意無意地運用著純西方詩歌的發展觀念——一種從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的波瀾起伏的、節奏明快的演進形式，而中國現代新詩的實際情況卻極為特別，西方文藝複興濫觴而來的近現代意識雖然通過“五四”這道缺口引入了中國，但卻始終未能自成體係地獨立生長、發展，它破碎、零散，並不完整，相反，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精神卻始終以各種形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現代新詩因此在文化心理上就與西方近現代詩歌迥然不同，可以說，它主要不是反映近現代美學精神的演進，而是中國文化傳統在現代世界裏的各種扭結、變形、複合，恰恰是這種駁雜而混亂的美學意識的組合，最終剝蝕了現代詩一個比較統一的理性層麵，而各種類似近現代詩歌潮流的東西（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也終於在淺表層疾掠而過，在一陣“無原則”的互相指摘攻訐之後，終於一起銷聲匿跡了。
眾所周知，中國現代新詩是發軔於形式上的革新，因而，其價值取向的分歧也首先產生在“有韻無韻”這個顯著的問題上（按康白情1920年《新詩底我見》一文中的說法，這簡直就是新舊體詩的本質區別了），這個時候“分別”也還是顯著的。胡適、劉半農、康白情等人自然是竭力掙脫“韻”的束縛，而《學衡》諸公、章太炎則公開維護“韻”對於詩的決定性意義，陣線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