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章 論中國現代新詩的價值取向(2 / 3)

文藝思潮的發展常常是這樣的:一個平衡體內部新質產生,並且長足進步到很難為原有體係所包容的時候,激烈尖銳的衝突自然勢所難免;而在更多的時候,倒是新舊雙方力量各自醞釀的漫長曆程,各個矛盾因素在不知不覺中互相利用、互相調整。雖然從表麵上看起來,打破舊韻、倡導白話新詩已是大勢所趨,但就同樣主張白話新詩的人來分析,其內在心理卻又是多層次、多側麵的,比如新詩革命的兩位急先鋒——胡適、劉半農鼓吹“詩體大解放”,但大解放後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詩體就是最理想的形式嗎?對此,他們顯然又是底氣不足的。胡適在《談新詩》中用了大量篇幅來討論新詩如何借鑒舊詩的雙聲、疊韻等問題,劉半農也建議仿照填詞,參照“皮黃之一節數節”填寫新詩,這說明,古典詩歌的一些傳統的價值取向並沒有完全解體。

新月派“新格律”理想亦導源於此。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現象:從現代詩歌的思想情緒的擴充豐富而言,新月詩歌較之前人是一大轉變;但就嚴格音律、追求整飭均齊的美學效果而言,又分明包含著濃重的傳統文化意義的價值觀。聞一多說得好:“中國藝術中最大的一個特質是均齊,而這個特質在其建築與詩中尤為顯著”,“律詩正是這個均齊底觀念底造形”。

這一表裏兩層的內在錯位現象恰好反映著現代詩學“價值取向”的複雜麵貌,由此也揭開了“散文美”與“韻文美”這一經久不息的論爭的序幕。當聞一多等人的格律化探索最終落入了“豆腐幹”的窠臼,“散文美”也就成為了一種新的追求。柯可在1936年總結詩壇現狀時就將“散文詩”作為“中國新詩形式方麵的新方向”,甚至因之認為:“至於一種詩體韻律之創造,從新詩整體看來並不能算是值得注意的新流,而且新詩的形式特色便在解放與自由,這些小的規律也就由得新詩人去為自己創造而不足以範諸他人了。”艾青提出:“由欣賞韻文到欣賞散文是一種進步。”廣義而言,40年代詩歌由於有意識接受民間歌謠的影響,在一些基本語彙和句式上要比前人更生活化、現實化一些。

但事實上,探討現代新詩的韻律是不大可能如柯可所言僅僅成為與他人無幹的個人私事,完全附和聞一多等人的鐐銬主義者固然鮮見,而我們大多數的詩人倒是很難打心眼裏接受“散文化”一說的。像卞之琳、何其芳這樣的大家長期醉心研究“音尺”、“音組”(他們在實際上也都欣賞巴那斯主義的“純詩”主張),認同了“散文化”的抗戰詩歌事實上也並不一定同意艾青的意見,“民族形式”的實踐與傳統主義的民間歌謠的價值取向互為溝通。

這裏的情況就更複雜了。應當說,艾青與抗戰詩歌在對脂粉氣十足的韻文詩的不滿這一點上是相通的,在關注現實、時代這一點上也是共同的,也都有意識地反抗著傳統詩的束縛,也可以看到,在呼應現代西方思潮這方麵,艾青與卞之琳、何其芳、馮至以及“九葉”詩人有更多的呼應之處,而就對現實的憂憤這方麵來說,他又非常類似於聞一多……頗令人奇怪的是,這些至關重要的價值觀念的貫通卻並未帶來整個價值取向的殊途同歸。可見,在現代詩人、詩學家各自的詩學體係中,作為語言形式的部分與作為思想情緒的部分頗有點錯綜無序。

這仍然反映著主體精神上的瞀亂。這裏,實質有三條取向不同的軸,分別指向西方、傳統與現實性的民間,由此也可以折射出現代詩創作方式上的三個基本分歧:戲劇獨白-抒情達誌-大眾化通俗化。30年代末至40年代興起的所謂“戲劇獨白”,這是順應著20世紀現代西方詩歌的流向,抒情達誌則似乎代表西方的傳統和中國的傳統。但實質上中國真格兒的戲劇獨白並不多,像卞之琳式的“獨白”倒頗具有中國古典詩歌“意境”之風韻。而“抒情達誌”在事實上也很複雜,既有20年代如郭沫若那樣的西方浪漫主義式的抒情,也有後來冰心、徐誌摩淑女才子式的抒情。這樣,當一些“九葉”詩人籠統地反對抒情時,就說明了他們自身追求的某種複雜。主張大眾化、通俗化,似乎是堅持走自力更生的路子,西方的、封建的概不接納,但這種價值取向頗有點空中樓閣的意味,實際上他們都在選擇:傳統的社會理想,現代西方傳入的自由體語言。隻是這些價值觀從未成為一種完整的價值形態。

於是我又想到貫穿現當代詩史的“個人-社會”之爭。詩歌是應當張揚個人,還是應當排斥個人?排斥力量大概來自兩大係統:革命文學主張以社會性代替個體性,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反映全社會的大問題才有價值、有意義;30年代末的現代主義詩潮也倡導“非個人化”。前者的影響大致在理性上,在具體的創作實踐即情感抒寫中,完全排斥個人是難以兌現的;後者似乎有些“超前”的性質,究竟“非個人化”和詩人與生俱來的個性意識之間是怎樣的關係,這並沒有解決好。同樣,主張個性主義的也不都是浪漫主義,古典詩歌的現代繼承者大凡都認為詩歌應有個體性,隻是那主要是一種個人的情緒,卻少有自覺的自我意識。不過,這些區別在現實中又常常被混淆了。

“社會性價值標準”當然也是雙向的。一是說應以社會上普遍的價值標準為準則,一是強調詩中應沉澱更加廣泛的社會性內涵。兩者分別以革命詩歌和40年代現代主義詩歌為代表。當代詩歌史上我們在談到“社會意義”時往往是將兩者混為一談了。

四種基因與四條發展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