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我認為，對“後新詩潮”的理解就和對初期白話詩歌運動的理解一樣，重要的是分析它們所麵對的文化傳統與詩歌傳統，它們的眾多選擇都可以看作是對巨大傳統壓力的一種掙脫，尋找自由是它們共同的願望，更重要的是，這所謂的傳統在很大的意義上是源於我們幾千年的過分輝煌的詩歌史。當然，在詩歌史的意義上，“後新詩潮”與初期白話詩歌運動仍然有著諸多的差別，如何來讀解這些差別同樣是我們重要的工作，不過，我以為，也隻有在“對巨大傳統壓力的掙脫”這樣一個背景上，我們的結論才會增大其效力。
在關於“後新詩潮”的讀解中，我還注意到了這樣的事實，即這一詩潮的產生和發展與那麼一個地域特別有緣，這個地域就是四川（包括重慶在內的大四川）。眾所周知，甚至早在1982年，在重慶西南師範學院就有過一次第三代的藝術狂歡，藝術的新潮在這塊土地上似乎特別的敏銳。在以後的“中國現代詩群體大展”中，也是來自四川的幾大派別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非非主義”、“莽漢主義”、“大學生詩派”等均以當時的最極端的叛逆姿態宣告了自己的存在，這些東西都特別能喚起我們的地域性聯想。曆史上的巴蜀素來以出產割據政權與傲性十足的文人而聞名於世，現代四川作家也以離經叛道、創造開拓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僅以詩歌為例，從晚清“詩界革命”到“五四”新詩誕生，其中的幾個關鍵性的轉換環節都有四川詩人的參與。從吳芳吉、康白情到郭沫若，幾次“首開風氣”的功勞都可以歸結到四川詩人身上。在曆史的大轉換時刻，四川詩人似乎表現得格外的果敢，格外的無所顧忌，甚至可以說還帶有那麼一點“匪氣”。我曾經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這個地域處於中國文化的邊緣地帶，曆來受到的正統訓育較為淡薄有關。對比郭沫若與魯迅，我們就不難見出這兩者之間的地域性差異來。同樣，在四川的最活躍的第三代詩人那裏，我們也不難發現這種十分明顯的“邊緣性”狀態。有趣的在於，這種地域意義上的邊緣性在今天正好與後現代文化所謂的“邊緣性體驗”達成了某種默契，它們相互支撐，彼此浸潤，構成了四川第三代詩人自身的複雜性。如果我們從四川這一個地域跳出來，在整個中國文化的範圍內看問題，我們又會悟到，其實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中國自身的地位不也仿佛就是四川之於中國嗎？也就是說，在中國今天的後現代論者即“後新詩潮”的參與者們那裏，所謂的後現代“邊緣性體驗”不也同樣包含著一種真切的地域意識嗎？
從地域意識（廣義的）出發，或許我們能對“後新詩潮”的諸多成敗得失作出更深刻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