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這樣說，魯迅對人生和世界的最本質意義的認識都發端於這一最切實的生存困惑。前麵我們曾分析過作為現代思想先驅的魯迅對人自我矛盾性的悲劇性體驗。在這樣的分析中，我們援引著叔本華等西方現代哲人的思想，指出魯迅在這一世界意義的問題上作出了無愧於時代的探索，但是我又認為，也正是在這樣的援引、這樣的分析中，我們極易模糊了魯迅人生體驗的獨立特征。
魯迅與現代西方人有著共同的話題、共同的探索興趣，但是，在這些相互通融的表層之下卻也暗藏著更具本質意義的差別。以純粹中國政治革命的綱領框架魯迅小說會呈現“偏離角”，而以純粹現代西方的人生觀來比附魯迅小說也同樣會呈現“偏離角”。
魯迅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麵地解剖我自己”。我認為，這一自我解剖嚴格區別於現代西方人自我人性的探索。現代西方人探索人性，剖析自我，從中引發出林林總總的虛無、渺茫、憂患，其本質意義都是個體的人超越群體之後，直麵宇宙洪荒、直麵上帝靈光所產生的種種感慨歎息，如尼采佇立於“離蘇萊不遠一個巨大高聳而尖尖的岩石旁邊”，幻想查拉圖士特拉與神對話。在無始無終、無邊無涯的宇宙麵前，在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上帝麵前，個體的人深深地為自己生命的短暫、渺小而自怨自艾，而痛苦不堪。因為是站在這個層次上，現代西方人的人性探索帶有一種恢宏闊大的特征，離塵直上；而魯迅的自我解剖，則要現實、具體得多。在更多的時候，他都是深刻地體驗著人與人之間的欺詐、偽善和隔膜，正是它們扼殺了自身生命的完成，而自己在某種程度上也自覺不自覺地粘滯著這些令人齒冷的“鬼氣”。魯迅的體驗，柔韌綿長而沉鬱頓挫。反思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史和現實人生都充滿了等級的隔膜與虛偽、利用與欺騙。所以，從本質上講，魯迅自然非常渴望人間的溫暖與友情、理解與愛。“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可以感覺到，魯迅是多麼希望大家能“心有相印”呀！所以他曾經說過：“有青年攻擊或譏笑我，我是向來不去還手的，他們還脆弱，還是我比較的禁得起踐踏。”在《奔月》中，盡管嫦娥讓羿肝腸寸斷，但羿還是不能完全接受現實，還在自責，還要備馬遠征，以求有個重修舊好的機會。這恐怕也就與現代西方的人際關係不大一樣了。西方倫理至上的時代早已結束，人與人的真誠的情感聯係還是比較普遍的，他們的所謂“惡心”仍然與那種追求自我生命永恒的欲望有關。而任何所謂永恒的愛情、友誼在死亡麵前都顯得那麼的單薄脆弱，不堪一擊，根本無助於生命意義的增加。從這個角度講，魯迅、《奔月》是純粹中國特色的，而薩特、《惡心》是純粹西方特色的。
恐怕也隻有建立在魯迅這種獨具特色的精神苦悶基礎上的文藝才是真正的不盲從、不偽飾的現代文藝，隻有建立在這一體驗基礎上的現代主義才是中國的現代主義。
《奔月》的藝術風格也可以從此得以說明。
“自嘲”是西方現代精神支持下的一種人生態度，西方式的自嘲是本體意義上的，徹徹底底、完完全全、幹淨利落的。而現代中國式的自我解剖則是希望與絕望並存，光明與黑暗混雜，因而中國現代藝術中的自嘲是破碎和散落的，在鼓足生命勇氣的同時體味頹喪失落，自覺渺小、無力，卻又在頹喪失落中不斷燃起生命的希冀。羿和馬一樣疲弱無力，“如搗米一樣”，每每又在垃圾堆旁邊下馬，吃著古怪的“烏鴉的炸醬麵”，魯迅自命為“油滑”的這種自嘲是他精神苦悶異常沉重的表現，也是他在情緒色調上略略區別於《呐喊》、《彷徨》的地方。但盡管如此，《奔月》的主導情感也仍然是我們從《呐喊》、《彷徨》中感受到的那種誠摯、深情和執著。兩種情緒的波瀾起伏也讓我在初讀小說時欲笑不能、不知所措！
另外，我認為有必要充分重視《奔月》對於研究魯迅思想感情轉折的意義。“三一八”慘案以後魯迅被迫南下，廈門、廣州之行的人生經曆予魯迅情緒影響極大。結合《野草》有的同誌認為魯迅是在實踐西方現代藝術，思考死亡、虛無這樣時髦的終極問題了。事實上這並不是魯迅的切膚之痛，從《奔月》中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晰地見出，魯迅痛苦最深的仍是這種人倫關係的深刻危機，而《野草》中的所有現代性思索都可以歸結到這一中心軸線上來。就是在這個時候，在“四近無生人氣，心裏空空洞洞”的境遇下，魯迅的思想完成了從“青年必勝於老人”到“同界中排斥異己”的轉折，他深深地體會到：“‘生存競爭，天演公例’，須在同界中排斥異己，無論其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無足怪的，是時代和環境所給與的運命。”
而更具有啟迪意義的是，就是在這樣的精神苦悶與理性認識中，魯迅開始了他接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嫦娥棄羿而去，羿耿耿難眠；紅巾不揾英雄淚，但英雄就不需要紅巾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