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魯迅就能將《鑄劍》的重心集中放在對主人公複仇精神的揭示上。
幹寶原作中的少年英雄叫莫邪赤，魯迅可能覺得它的精神特征還不夠，冠以新名“眉間尺”，由此透出了一股英武靈異之氣，最初發表時“眉間尺”也是小說的題目，收入《故事新編》時才改為《鑄劍》，如此幾番周折，實際就是從小說的各個構成要素上焠煉著那種悲壯的複仇精神，哪怕是最細微的形式因素也不放過。
眉間尺在一開始倒並不像一位斬釘截鐵、敢作敢當的複仇英雄。小說一開篇，魯迅就設計了他與老鼠相周旋的精彩鏡頭。老鼠是讓人深惡痛絕的，但它竟偏偏自失前蹄，在水甕中痛苦紮掙，落得個可憐巴巴的下場。對於一個疑慮重重、性情矛盾的人，這裏實際就被推到了一處困難的選擇裏，是趁勢“痛打落水鼠”還是“費厄潑賴”，眉間尺的猶疑不定很容易讓我們想起魯迅自己。魯迅稱自己的性格中“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
關鍵時刻促使眉間尺與猶疑的性情斷然決絕的是眉間尺的母親。在魯迅的理想中，這位母親絕沒有中國傳統婦女那種逆來順受、委曲求全、溫良恭謙的性格，相反，她對兒子這一“不冷不熱”的性格頗為不滿。母親“端坐在床上，在暗白的月影裏，兩眼發出閃閃的光芒”。“你似的性情，能行大事的麼？”這一聲當頭棒喝在眉間尺優柔寡斷的心靈世界激起了很大的震動，那種沉睡已久的頑強的自我意識，那種在不平等的社會中捍衛自我生存權利的莊嚴的複仇精神蘇醒了。我們有理由滿心激動和欽敬注目我們這位站起來的少年，看他終於毫不遲疑地削下自己英雄的頭顱，交給黑色俠士，由他前往完成最後的使命。魯迅在這樣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中一步步展開了眉間尺的複仇意識，不僅表現了現代小說嚴格區別於古代傳奇的藝術特質，更為重要的是，它實際上是把複仇精神置於了更加深遠的文化心理的格局中，在它與多種心理素質的矛盾、抗衡中展示著現代中國人的複雜心境，從而也就確立了“複仇精神”這一心理形式在現代文化中的獨特意義。
最能體現魯迅理想形態的複仇精神的是黑色俠士宴之敖。同幹寶的原作比較，這位“黑色人”的行蹤怪誕、詭秘而突兀，但這也正好契合了魯迅所要表現的那種文化轉折期現代新人的理想。與眉間尺先前的猶疑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現代新人更能掙脫一切羈絆，憤世嫉俗，特立獨行，義無反顧。他完成著我們所謂的大仁大義的事業，卻對仁義道德嗤之以鼻：“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曾經幹淨過，現在卻都成了放鬼債的資本。我的心裏全沒有你所謂的那些。我隻不過要給你報仇！”話冷冰冰的，但卻滲透著銳利的判斷，舉止也似乎薄情寡義（一開口就要了眉間尺的頭，任惡狼吞齧眉間尺的屍身而無動於衷），但他所有的行動又都分明包含著人世間最真誠最質樸最熱血沸騰的情感！莫邪雄劍是眉間尺的傳家寶，但最能與它那“因熱而冷”的性格相默契的是黑色人，最有資格彈鋏而歌、引劍長嘯的也是黑色人。當我們看到他機智果斷、幹脆利落地一報大仇時，當我們再次回想著他怒目驅散那無賴少年和人頭攢動的看客的時候，油然而生的又是多麼強烈的景仰之情啊！
黑色人的“冷”似乎也不盡是專製君王暴政壓迫的結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倒根植於對現實社會的整體性失望，是對人與人之間圓滑、世故、殘忍的真切體驗，是對社會道德虛假、偽善、欺詐的無情洞察。在這條傳統鋪砌而成的人生道路上，他曾經是有無限的熱誠與活力，但舉手投足都隻見無情的冰山、幹涸的荒漠、蕭瑟的秋風，是冷冰冰的社會將它凍“冷”了。於是，“冷”也成了他自我保護的一種基本的強有力的形式，就像“複仇”是他反抗壓迫的強有力的形式一樣。在這樣一個冷漠的社會裏，複仇也就不僅是屠戮暴君的壯舉，“橫眉冷對千夫指”也是一出複仇精神的偉業。《鑄劍》中，初涉世途的少年眉間尺於庸人的無賴大抵還隻能煩惱迷惑，一籌莫展，而飽經滄桑、熟識“世人真麵目”的黑色人則胸有成竹，反以更強大的精神力量直刺庸人們外強中幹的虛弱靈魂，毫不留情地摧毀他們津津有味的糾纏和“鑒賞”。這一情勢很容易讓我們想起《野草·複仇》中那壯麗輝煌的一幕：“沉浸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的複仇格鬥即將開始，“路人們從四麵奔來”，“拚命地伸長頸子，要賞鑒這擁抱或殺戮”。就在這無數的“路人”興趣盎然，甚至已經在想象中品嚐著“汗或血的鮮味”的時候，我們的兩位複仇英雄卻巋然不動了，“他們倆這樣地至於永久，圓活的身體，已將幹枯，然而毫不見有擁抱或殺戮之意。”於是，在路人的倦怠與無聊中，他們完成了更具中國特色的偉大複仇，“永遠沉浸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