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曆史小說集《故事新編》的創作大致表現為三個重心：早期的先驅英雄係列，包括《補天》、《奔月》、《鑄劍》；中期的實幹家係列，包括《理水》、《非攻》；晚期的聖賢先師係列，包括《采薇》、《出關》、《起死》。早期創作熱血噴薄，無論是激情還是鬱悶都直泄無礙，個性鮮明；晚期創作冷峻克製，竭力掩飾情緒波瀾以求理性的明晰；中期創作具有鮮明的過渡特征：一方麵繼續早期的理想人物的探索，但是這些人卻又與作者本人的個性本質保持著相當的距離，魯迅對他們主要不是直接的個性灌注而是客觀的再塑造。
這在《理水》、《非攻》中主要表現為下列兩個特征：
第一，同魯迅的其他小說相比，《理水》、《非攻》無意展示主人公的個人生活悲歡，而是著意刻畫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第二，小說主人公的性格、氣質的基本特征與魯迅本人差別很大。《理水》中的禹出場很晚，言語不多，甚至根本就沒有正麵描寫他驚心動魄的“理水”工程，是所謂耿直質樸的典型。《非攻》中的墨子留給讀者的總體印象就是風塵仆仆，行色匆匆，默默無聞地推廣著自己“非攻”、“兼愛”的社會理想。無論是禹，還是墨子，在個性本質的層次上都和魯迅大相徑庭，但也的確代表了魯迅當時的關於改造社會的某種新人的理想。魯迅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誌，是自以為光榮的。”
從自我命運的體味到社會理想的實踐，從個性張揚、複仇烈焰的噴射到不尚虛聲、樸實凝重，這恰是魯迅思想前後兩期的重要差別。後期魯迅，自覺地介入到社會政治鬥爭的急風暴雨中，為民族的解放，為新社會的遠大理想而努力工作。在這種特定的曆史氛圍中，魯迅的人生目標也自然作出了相應的修正和調整。作為前期思想主潮的個性主義的鋒芒畢露的內質有所抑製與潛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一些的關於民族大眾整體命運的執著追求。不過，與後來有些左翼文學倡導者空洞地從“大眾”尋求精神助力不同，魯迅所要尋找的人間英雄具有的卻是中國人尚待重新發掘的品質，這就在一個更深的意義上與他前期的國民性改造思想、新的人生探索的思想貫通起來了，從而表現著不同凡響的“魯迅特征”。
魯迅所要重新開掘的這些人間英雄是與傳統中國人圓滑、勢利、懦弱而又陰狠的劣根性相悖的一種實幹家精神。也正是在對中國社會的改造當中，魯迅真切地體味到了“艱難”的含義，因而也就尤其推重這種難能可貴的“實幹”，隻問耕耘，不問收獲，隻有這樣才能頑強地“韌”地反抗，最終“於無所希望中得救”。魯迅以這樣的價值標準塑造著心目中的民族的脊梁：“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禹、墨子都是這“脊梁精神”的體現。
這樣看來，最準確的概括應當是：在禹、墨子與創作主體魯迅之間，其實存在一種“似”與“不似”的二重關係，在現實的生存境遇上的確相似，而在個性本質上又“不相似”。創作選擇的審美對象對創作主體自身的這種“似是而非”往往折射著創作主體一種內蘊深厚的複雜創作心態。在顯意識與潛意識之間，在顯意識的各個側麵及潛意識的各個層麵之間，作品的意蘊呈現出一種流動不定的特征。其中，本質意義的“不似”又終歸要通過各種形式表達對“似”的對抗、反動。
傳統研究認為，《理水》、《非攻》的實質意義就是頌揚這種“脊梁精神”。而我以為，這種概括至少也讓我們頗感意猶未盡。近年來也有學者重新立論，認為這實在是作者“挖掘生活與概括哲理都顯得不足的篇章”。顯然，這是充分考慮到魯迅個性本質與主人公的雲泥之別，認為魯迅創作出現了不應有的“遷就”。這些分析都還是很有道理的。不過我又以為，這似乎對魯迅當時“似”的一麵體諒不夠，也沒有充分肯定“不似”的個性本質最終完成的對“似”的反動。
我充分估價作為一位孤獨的先驅者在“似”的氛圍中進行的這種頑強的反動，盡管它在強度上可能比個性主義時期的魯迅略為遜色。因為它揭示了中國現代思想家在這種特定的曆史轉折中所麵臨的複雜背景和由此造就的非常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