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水》、《非攻》絕不是純粹的“英雄讚”。
從整體上分析，與其把《理水》、《非攻》的主題確立為“可歌可泣的脊梁”，還不如稱之為“不堪重負的脊梁”更準確一些。在開掘出這些中國脊梁的同時，魯迅情緒激動的重心和著力渲染的重心其實還是他們在社會中所承受到的來自各個不同方向的精神誹謗、迫害和打擊！這些脊梁全力支撐著搖搖欲墜的民族大廈而他們所承載的諸多壓力也遠遠大於這大廈本身的重量。他們，已然疲憊不堪，心力交瘁！
誰能料到，當墨子為了宋國的安全辛苦勞頓歸來，卻是在宋國遭了一連串的“晦氣”，搜身，搶劫，最後連個避雨的地方都找不到，“淋得一身濕，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禹就更是如此了。替天下萬民“理水”，麵容憔悴，衣衫襤褸，由此換來了一片歌舞升平的繁榮景象。可是，享受著這一成果的文化山學者、皇城王公大臣們卻在對他肆無忌憚地汙蔑、詆毀，甚至禹自己的妻子也並不理解他……這又是何等深沉的悲哀呢？
而不斷散發出這些腐臭與謠言的又是一個多麼令人絕望的社會現實呀！在墨子的宋國，在禹踏遍千山萬水的處所，不都充溢著那數不清的麻木、愚弱的國民嗎？哦，這就是魯迅！並不因社會鬥爭的需要而粉飾太平，而阿諛奉承，他始終高高擎起思想革命的大旗，在他看來，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的人格改造至少與其政治解放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不僅如此，魯迅還意味深長地描寫了在這些遭遇中，我們理想中的民族脊梁又發生了什麼樣的扭曲。接受了墨學精神的曹公子也會在宋國慷慨陳詞，嘩眾取寵；而禹自己呢？一當理水大功告成，自己被奉為“學習的榜樣”，“態度也改變一點了”，闊綽了，考究了。禹終於在“捧殺”中走向了媚俗與沉淪。魯迅說過：“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結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
猛人變成庸人，脊梁墮落為傀儡，這樣的悲劇不就是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深邃洞察嗎？從這裏我們也可以見出，魯迅時刻尋找和塑造著自己理想中的民族脊梁，即那些埋頭苦幹的實幹家們。但是，魯迅從來也不迷信和神化任何一種理想形態，正如他往往“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絕不迷信“黃金世界”的美夢一樣。在魯迅的眼中，現實中國的苦難是這樣的深重，這樣的無邊無涯，任何新的希望、新的光明都隻是一絲微弱的火花，“那改變明天的已為今天所改變”。
關於中華民族脊梁的思考和探尋，這是現代中國人一個卑屈與崇高並陳的曆史使命。圍繞這一曆史性的命題，中國現代文學史乃至文化史都曾引出過無數波瀾曲折的故事。而在魯迅那裏這仍然是一個“思考中”的問題，並且終其一生也沒有建立和推崇過那些我們所謂的“至聖”的楷模。中國沒有至聖，中國也不可能產生這樣的至聖。魯迅的這一卓絕的見解對當代中國的人們將是一種有益的啟迪。
魯迅就猛人的種種不幸以及猛人向庸人的墮落的論述，產生在1927年9月，那時他開始趨近於直接的社會鬥爭旋渦，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之所以永遠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魯迅斷言：“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但究竟怎樣才能衝出包圍，義無反顧呢？魯迅當時也“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等到創作《理水》的1935年11月，整整八年過去了，出現在作者筆下的禹依然是這樣的困頓晦氣，他甚至已經墮入了水泄不通的包圍而無力自拔，這裏麵，又滲透著魯迅自身人生曆程中的多少辛酸與無奈呀！不錯，對於墨子，對於禹，魯迅采取的是一種有距離的觀照，但即使是這種有距離的觀照也難以阻撓作者深厚的人生感觸的流露。從女媧，從羿，從黑色人，從眉間尺銳利奔突的個性品格下沉至困於平庸的墨子、禹，魯迅在心靈深處作出了多大的隱忍和犧牲啊，長期以來又在潛意識裏淤積了多少的苦澀和鬱悒啊！
哦，魯迅，我們現代中國的這根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