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魯迅連續創作了《采薇》、《出關》、《起死》三篇小說，由此完成了曆史小說集《故事新編》。這本集子的寫作，從沉浸於《呐喊》的1922年直到逝世的前一年，“足足有十三年”，其間，魯迅的情感世界經受了多少風霜雨雪，又該發生多少的曲折變化呢？
大致說來，魯迅的思想感情在創作《補天》、《奔月》、《鑄劍》的1922年至1926年間是熱烈向上與沉鬱苦悶的複合，創造的理想、人生的憧憬都是執著頑強的，但現實的種種打擊又常常迫使他陷入苦難的深淵，盡管如此，魯迅仍在創作中寄寓了相當鮮明的主觀理想、個人精神的形象。這些浪漫主義色彩也正是作者保持了相當自信底蘊的表現。但這種自信分明麵臨著一連串的而且是越來越大的現實危機。由此而降近十年時間魯迅中斷了小說創作，直到1934年提筆寫作《非攻》。雖然墨子的精神仍包含魯迅當時的一種理想，但筆調一反前期，變得沉靜客觀了，作者與主人公墨子之間拉開了相當大的距離。第二年11月創作《理水》，濃墨重彩的也並不僅僅是禹，作者滿懷興趣全力描繪著一幅幅姿態萬千的百醜圖，渲染著世人愚昧、無聊、麻木卻又貪婪、尖滑的景致。一月之後，魯迅一氣完成了《采薇》、《出關》、《起死》，調子更加冷峻、克製，從中我們再難找到哪怕是部分折射魯迅精神的理想人物。作者站在一個較高的觀察點上俯瞰著一千多年前在東亞大陸上碌碌奔波的峨冠博帶的中國人，伯夷、叔齊、老子、莊子，這些中國社會的精神導師。同早期創作比較，魯迅的確無意對其中的任何一個聖賢加工改造，使之成為自己某種主觀理想的化身；魯迅是帶著鮮明的文化批判的理性意識，在一種有距離的曆史性審視中剖析著他們各自的生存哲學、價值觀念。由此構成了所謂魯迅後期創作的“社會批評”色彩。聯係當時的社會鬥爭、思想鬥爭的需要闡釋這三篇小說的意義固然是不錯的，也的確比較多地反映了魯迅當時的創作趨向，但小說中一些比較細微的審美特征卻也難以得到比較完滿的解釋。比如作為對日本軍國主義“王道”陰謀的揭露，作為對複古主義、民族失敗主義思想的掃蕩，《采薇》、《出關》的格調理應是尖刻潑辣、不留情麵的，但這兩篇小說在保持鮮明的喜劇風格的同時，又都無一例外地籠罩著分量不輕的悲劇色彩。無論是伯夷、叔齊，還是老子、莊子，都遠沒有到達滑稽絕頂、任人嘲弄的地步。這又似乎表明：作者在保持著理性明晰的社會批判的時候，仍然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自己的某些真切的人生感受。
那麼，在高度的理性架構與情感滲透之間，在清冷的超距離審視與主觀投入之間，在批判與認同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情緒要求在起著平衡、統一的作用呢？我認為，這仍然是作者一以貫之的人生探索的需要。作為一種個人的生存理想的抉擇，無論是伯夷、叔齊，還是老子、莊子都有他們絕對的自由，新時代有著新的人生觀的人們並沒有嘲弄譏笑他們的權利。但是，如果試圖用這些個人的存在哲學來指導世界，來校正、統一全社會的思想，那就是荒謬絕倫的，也就理應受到新時代有著新的人生觀的人們的唾棄。就是在現代新的人生理想的理性觀照中，魯迅洞察出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心安理得的“吃人”正是以這種全民大統一的人生哲學為基礎的。要除舊布新，建設容納新人的新社會，就必須徹底揭露這些存在哲學在現實實踐中的荒謬與虛弱——對作為個體意義的人生理想的肯定和對作為全民精神的存在哲學的否定奠定了魯迅曆史文化批判小說中的複雜情感，從而也決定了其在審美特征上的悲喜交集的風格。
魯迅選擇伯夷、叔齊、老子、莊子當做自己人生理想探索的對象，也明顯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魯迅的新的人生理想是別無選擇地萌芽在中國傳統文化這個龐大的母體之內，也隻能在傳統中國文化的人生哲學互相抗衡、對立的意義上才有自己“新”的意義、“新”的價值。傳統中國人生理想的總體特征是“儒道”的互相融合。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義舉，曆來都是儒家“肥遯養高”的楷模，老子、莊子則是道家精神的兩大先師。深諳傳統中國人生道路之苦的魯迅就是有意識地上溯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用現代的攝影鏡頭去曝光、去定格，發現它們曆史性的謬誤和荒唐。
二
儒家的忠孝仁義一直是魯迅抨擊的重點。但魯迅的這些抨擊卻不是情緒性的泄憤，不是“奴才式的破壞”，它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的文化建設。這主要表現為兩個顯著的特征：1.嚴格區別個體意義的信仰真誠的儒生與政治統治、精神規範意義的儒家思想。2.否定之中寓藏著一種更高層次的理性重建的價值標準。
前文我們已經提到，個體意義上主動趨近的儒家信仰，我們倒沒有多少理由加以嘲弄取笑了。勿以自我的信仰代替他人的信仰，恰恰就是現代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采薇》的視角也放得較低，力求在一種比較客觀的敘事中自然袒露出主人公“通體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