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伯夷、叔齊的人生哲學相比，老子的觀念更帶有自己鮮明的個體特征，並且主客觀上都絕無侵害別人的可能。因此，魯迅對老子主要取著同情的態度，而對關尹喜一類勢利、虛偽的庸人則有毫不掩飾的憎惡。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老莊哲學某種“超然世外”的態度倒恰恰反映了他們曾經涉世甚深的閱曆，因而在對人的某些“形而上”的思索中倒往往表現了許多驚人的深邃的見識。這一點已越來越多地被現代哲學的發展所證實。魯迅也是早有洞察的，因而他對老莊哲學的再認識采取著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即考查它們與現實世界的關係。在魯迅看來，沒有比現實世界、現實生命本身更重要的東西了，在無限生機的生命流程中，任何哲學、理想都是次要的、派生的，而生命現象自身卻是首要的、永恒的。老子、莊子的存在哲學盡管深沉，卻不足以解決他們現實生活中的任何一點細小的問題！“現實生命”是魯迅衡量一切文化現象的第一價值尺度。
同老子的存在哲學比較，莊子把許多人生的問題都推向了更為絕對的境界。所以《起死》重點刻畫了作為超脫哲學主人的莊子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其喜劇色彩也要濃厚一些。
莊子一出場就遇到了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問題：“出門沒有水喝，一下子就覺得口渴。”就在“口渴”這樣一個最最細微的生活小節中，魯迅深刻地揭示出：生命的需求永恒，你永遠無法超脫！接下來莊子一邊高談“活就是死，死就是活”的“齊物論”，一邊又要“起死”，讓別人“重回家鄉，骨肉團聚”，行動完成了對理論的否定，而哲學理論又要拚命支撐著行動，喜劇效果由此產生。等到死屍複活，拚死拚活纏住他索取包裹衣服時，莊子也不得不用世間的“是非觀”來辯論了。於是，莊子的人生哲學在現實生活中的虛妄、不切實際就暴露無遺了，最後在巡警口中又談到他們的“局長”，一位莊子哲學的信徒，一邊隱居，一邊“帶便兼辦一點差使”，諷刺性地揭示了莊子哲學的可悲的命運：不切實際的哲學最終墮為了庸人自命清高、自我標榜的玩物、工具，失去了原本意義的對人生的嚴肅態度。這樣，喜劇性的莊子別無選擇地體現出了其悲劇性的一麵。
就這樣，魯迅通過對儒、道兩大係統幾位先賢導師的考察，清晰地昭示了其內在的荒謬、虛弱和不堪一擊，從而不無沉重地宣告了中國傳統人生哲學的終結。
不管是儒還是道，任何一種單純的存在哲學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都根本沒有存在的可能，真誠的儒家和純粹的道家幾乎都不存在，儒道互補實際上才是普通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因此，在傳統中國人那裏，信仰、理想、生存哲學這些執著而鋒芒畢露的東西都是輕飄飄的，圓滑、乖巧倒是頗有代表性的性格特征。魯迅說過：“我真覺得不是巧人，在中國是很難存活的。”
三
從文化批判的角度進行人生哲學的大檢閱是魯迅《采薇》、《出關》、《起死》三篇小說的本質意義，但還不能完全闡釋其中的眾多情緒特征。比如其中廣泛采用的古今聯係的寫作方式：讓古人具有今人的身份，道出一些今人的語言。這固然可以解釋為作者通過描寫古文化以加強對現代社會的隱喻和批判，但我們從更深的情緒體驗的層次也似乎能夠感悟出魯迅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滲透的個體因子，那種表現個體現實境遇所需要的時代、環境氣氛。
既然如伯夷、叔齊、老子、莊子般信仰真誠的人在中國僅屬鳳毛麟角，既然大多數中國人都如小丙君、關尹喜、警察局長一樣圓滑自如地生活，那麼，魯迅為什麼還要對他們付出比較多的調侃呢？這裏就還潛在著另一層麵的意義指向，即暗指人普遍意義上的一種尷尬境界：每一種存在的哲學都是對靈動著的現實生命的抽象和肢解，它必然會省略和犧牲掉許許多多的個體生命的意蘊；同樣，人生的理想一方麵是人自我的某種升華、進步，但另一方麵卻又是對自身生命的某種損傷乃至扭曲。
晚年的魯迅，這位“橫站著的戰士”，精神上所承受的壓力絲毫也不比早年輕，除了繼續抵抗反動派的威脅利誘之外，也還不得不時刻警惕來自同一營壘的戰友們的無謂攻訐和打擊，生活是這樣的沉重。對“工頭”、對“監督”的痛楚體驗時刻折磨著作者，“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這些真誠的信仰和選擇了真誠信仰之後的處境是否可構成作者潛意識深處的某些尷尬體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