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弱小個人與強大社會的對立之中來理解《傷逝》的悲劇意義，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精辟相當深刻的分析。但是，如果完全從這個角度出發，也還不能說明這篇小說，至少有一點比較明顯，在《傷逝》中，魯迅所著力渲染的並不是社會如何一步一步地耗盡涓生、子君的感情，而是涓生、子君之間的內部感情變化的必然過程。社會環境在小說中始終處於背景狀態，它對涓生、子君的內在影響也是觸發式的，而不是決定式的。《傷逝》的這一藝術角度啟發我們在一個更深的層麵上來理解其悲劇意義：這是新時代難以避免的兩性悲劇。也正是從這個更深的意義出發，《傷逝》涵蓋了一種更為廣闊的現代世界的悲哀。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類的任何實質性問題，隻有在社會中才能顯露出來。所以，人類兩性危機的社會心理反映，首先體現於18世紀浪漫主義詩人們對婚姻的苦惱上；婚姻是兩性關係的社會化的表現。從雪萊對這種“強製”的法律的詛咒開始，到著作《理智之年》的薩特，危機不但沒有消減，反而成了“現代意識”觀照下人性不可溝通的有力佐證！世界在哀歎，現代人類在哀歎，作為人類之本的男女兩性尚不能和睦相待，看來，世界的末日果真到了！基於對這一局麵的恐懼不安，弗洛姆高談起“愛的藝術”，莫羅阿也要精心修補“組成纖維的基本細胞”……
世界文學史上，對兩性危機的關注和表現大致有三個過程，一是萌芽中的女性獨立意識與傳統男性的尖銳的外部矛盾，如易卜生《娜拉》；二是具有一定獨立地位的女性與男性或男性世界的矛盾衝突，包括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甚至20世紀的大量作品。這個過程中創作重心已向著人的內部世界、心理世界發展；三是在此基礎上提升為一種人類永恒悲劇的思考，如薩特《理智之年》，這一層次已與現代派文學密切相關。
西方文學基本都是按此過程推進的，因為西方社會及從中產生的兩性危機都是這樣有序地顯露和發展的；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情況則比較複雜了。首先，從社會狀況看，能夠在自由婚姻中與異性產生矛盾隔膜的本身已經是有一定獨立意識的男女，在這些覺醒的男女之中，往往是男性反倒多一些現代兩性關係的理想，而女性在真正現代理想的方麵較男性有較大的差距（這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其次，“五四”思想啟蒙中，湧入中國的文學思潮十分複雜，既有我們反對封建所急用的啟蒙主義、浪漫主義，也有我們雖一時不那麼急需，但為每一個站在世界高度的文學家所必然關心的現代主義，這一複雜的思想局麵帶來了作家作為創造主體的一係列複雜的思想、感情因素。如李何林先生所說：“人家以二三百年的時間發展了的這些思想流派，我們縮短到了‘二十年’來反映它，所以各種‘主義’或‘流派’的發生與存在的先後和久暫，不像歐洲各種文藝思潮的界限較為鮮明和久長；或同時存在，或曇華一現的消滅。”
所以，兩性危機到了《傷逝》之中，就並不像西方小說那樣“單純”了：它以第一個過程為背景，以第二個過程為主要立足點；同時，作為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的魯迅對人的深刻洞悉，《傷逝》又具有第三個過程的某些特征。
毫無疑問，子君是一個追求個性解放的新女性。“否則，作為一個封建家庭的女子，且處於在封建傳統勢力十二萬分強大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上，她便不可能毅然與封建家庭決裂，便不可能不畏世人譏笑蔑視，斷然與涓生實現新的結合。”但是，作為一個複雜性格組合體的子君，這隻是一個側麵、一個性格的表層。先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魯迅那微妙的遣詞用字吧。
子君是在一大段沉悶壓抑的環境描寫之後登場的。首先是聲音，“在久待的焦躁中”，聽到了“皮鞋的高底尖觸著磚路的清響”，這“清響”在灰暗沉重的氣氛中抖落出一條光亮來，給人一股清新的振奮的氣息，這自然不是一個舊人，而是給涓生，也是給魯迅帶來亮色的新人。接下去，子君亮相了：
……於是就看見帶著笑渦的蒼白的圓臉，蒼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條紋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帶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來，使我看見，還有掛在鐵似的老幹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這分明是一個多麼柔弱的新女性啊！請注意這幾個詞：“蒼白”、“瘦”、“半枯”、“新葉”、“紫白”，讓人既感到了初春，又想到了寒秋；既想起了生命的新綠，又體味了力量的弱小。魯迅十分微妙細膩的描寫，勾畫了一個如此複雜的女性，這就是子君，她屬於新的知識分子，卻更是一個中國女性！她自有現代的追求，但同時又不能不背上沉重的傳統精神包袱。
這種包袱並不是倫理道德層的。作為一個接受過新教育的知識分子，時代精神已足以摧毀她理性層次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所以，她才敢於大膽出入涓生的會館，在塗著厚厚雪花膏的“那小東西”的冷眼之下，“目不邪視地驕傲地走”。在個人自由婚姻的選擇上，更如此果斷：“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以至於涓生也歎服：“這徹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腦裏，比我還透澈，堅強得多。”可見，在道德觀上，子君是新的、現代的，她已經開始了從縱向的家庭非自主人格轉為橫向的社會自主人格的追求。這就決定了子君的悲劇與單四嫂子、祥林嫂、愛姑等女性悲劇的本質區別。
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麵所分析的那樣，在外來的新思想、新觀念的衝擊下，人格的幾個層次所發生的變化是很不一樣的。表層的倫理道德易動而深層的無意識狀態的思維意向卻比較穩定。可以說，子君沉重的精神包袱就是主要來自這個層次：其沉重在於它的影響是無意識的，如“先天”般難以自我覺察；其沉重在於負載者往往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觀念；其沉重在於它還可以反過來侵襲剛剛形成的新的倫理道德觀，使之動搖或萎縮。子君的悲劇是現代中國知識女性的共同悲劇。
子君人格深層的傳統積澱在與涓生的戀愛初期還處於相對隱蔽的狀態。這是因為兩人還各自處於一個獨立的生活軌道上。而兩性悲劇最公開的表現卻是在各自軌道相交的那一刻。但即使是這樣，我們仍能從字裏行間，捕捉到他們最後分離的最早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