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說，這就是“崇高美”。
毛澤東詩詞何能如此之“崇高”，因為毛澤東攝入了大自然最闊大與壯觀的景象，而且“欲與天公試比高”。
這裏集中了中國詩詞發展史上最豐富、最壯麗的自然意象：“蒼茫大地，寥廓霜天”、“蒼山如海”、“風卷紅旗過大關”、“霧滿龍岡千嶂暗”、“倒海翻江卷巨瀾”、“高天滾滾寒流急”等等。毛澤東還經常用“千”、“萬”等數詞來修飾、定位這些巨大的自然物象，表現出對大自然的盡情盡致的占有。常常地，與千、萬等數字聯係在一起的句子就是最令人難忘的那些詩歌境界，如“寥廓江天萬裏霜”（《采桑子·重陽》），“萬木霜天紅爛漫”（《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飛起玉龍三百萬”（《念奴嬌·昆侖》），“千裏冰封，萬裏雪飄”（《沁園春·雪》），“萬裏長江橫渡”（《水調歌頭·遊泳》），“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蝶戀花·答李淑一》），“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七律·送瘟神（其一）》），“喜看稻菽千重浪”（《七律·到韶山》），“紅霞萬朵百重衣”（《七律·答友人》），“萬花紛謝一時稀”（《七律·冬雲》）。
有西哲雲，正是在這些壯麗的自然當中，我們“看到它處處富於精妙、堂皇、美麗的事物時，我們就立刻體會到人生的真正目標究竟是什麼了。……”“崇高就是‘偉大心靈的回聲’”。對此，毛澤東也早就心領神會了。早在湖南一師念書的時候，他就把“汗漫九垓，遍遊四宇”作為“養氣”、“益氣”的重要方式，幻想能夠“登祝融之峰，一覽眾山下；泛黃渤之海，啟瞬江湖失”，因為，“周覽名山大川”能使“襟懷乃益廣”（《講堂錄》）。毛澤東的一生從未停止過遊曆山川，而且每到一處，總是喜歡即興抒懷，寫其浩蕩之氣。
在數千年詩歌傳統裏長大的中國人，竟然還能在這一“陳舊”的樣式中獲得空前的掀動，的確發人深省。難道我們從來就與崇高之美無緣麼？李白、辛棄疾、蘇東坡不也是“豪放”之士，他們的“豪放型”詩歌不也就是從大處落筆，盡情渲染自然的恢弘壯麗嗎？諸如李白的“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裏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辛棄疾的“楚天千裏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蘇軾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念奴嬌·赤壁懷古》）等等。據說，毛澤東從不掩飾他對李、蘇、辛等人的喜愛之情，他曾提筆為友人疾書李白的《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在他故居的藏書裏，圈畫得最多的便是辛詞。
但是毛澤東超越了李、蘇、辛，因為，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情感麵對大自然。在中國古典的“豪放型”詩歌裏，大自然固然是壯觀的，但有意思的是，麵對自然的奇偉壯麗，詩人的精神不僅沒有被掀動、被提升，反倒自我萎縮了，仿佛是自然的宏大在心理上造成了詩人難以名狀的恐懼，以至自我坍塌！蜀道的高山峻嶺讓李白唏噓不已，歎息道：“錦城雖雲樂，不如早回家。”（《蜀道難》）麵對“大江東去”的豪壯之貌，蘇軾則滿懷惆悵：“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楚天千裏清秋”在辛棄疾的眼中幻成了“憂愁風雨”（《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無論是怎樣雄壯的大自然都無法消除詩人內心深處的種種愁怨，於是，“千”、“萬”這些數詞倒是經常與“愁”相連了，如李白“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蘇軾“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等。在毛澤東詩詞裏，大自然的壯觀卻總是激發了詩人的亢奮與豪情，人的精神總是緣著自然景物的闊大與巍峨，向外擴展，向上飛騰。“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蓬勃讓詩人意氣風發：“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沁園春·長沙》）在“萬木霜天紅爛漫”之中，“天兵怒氣衝霄漢”（《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登上六盤高峰，任西風漫卷，豪情澎湃：“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清平樂·六盤山》）望著白皚皚的冰雪世界，思昔撫今，仰天大笑：“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沁園春·雪》）。詩人的精神不僅因大自然的偉岸而自我擴充，甚至還躍居自然之上，以強大的主體意識來調撥自然、戰勝自然、改造自然。毛澤東斷言：“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他要“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沁園春·長沙》），他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水調歌頭·遊泳》），他向“橫空出世”的巍巍昆侖發出挑戰：“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念奴嬌·昆侖》）。
何為“天”？天就是大自然為我們所劃定的生存界線，天就是無限高遠不可企及的象征，中國思想文化似乎是深刻地領悟了人的渺小和有限，領悟到在文明進化的取向上人所不可避免的艱難，那麼就“天人合一”吧，放棄人之為人的執著，反轉生命運動的方向，回到物我渾融的境界。我始終偏激地認為，第一位“天人合一”的構想者是天才，第二位應當是凡人，以後的則都墮為了庸人。
惟毛澤東喊出了“欲與天公試比高”，於是他便成了千年詩史之末的又一位天才。
我自巋然不動
毛澤東屹立於藝術畫卷的中央，他雄視大千世界，悠然、自信而樂觀，萬事萬物各有自身的自由、灑脫和力量，但又都拱衛著人的存在。“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西江月·井岡山》），“狂飆為我從天落”（《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在毛澤東的視野裏，人和大自然不時相互分離，而人的意義也就在這種“分離”之中，在於我們能夠在“分離”中重新確定世界的意義。《采桑子·重陽》就集中體現了這一精神，它從描寫重陽節的戰地風光入手，“表現戰爭勝利後的喜悅和對革命前途的樂觀”。但是，我認為最最重要的是，這裏的“喜悅”與“樂觀”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有自己形成強化的過程。第一句“人生易老天難老”，表現了詩人此刻心境的矛盾複雜性，一方麵，“人生易老”令人感傷（曆來的解說者都想竭力證明這句話的革命樂觀主義，其實毫無必要），但另一方麵，詩人又有意識地顛倒了語序，把“難老”的軒昂放在句子的後半部，這又從感傷中揚起一股向上的情緒，顯露著一種抗爭的意味，我認為，這樣的感傷與抗爭正是毛澤東以人為標準，重新賦予世界以意義的過程。“易老”與“難老”把人和自然生命的節律分離了，自然的永恒映襯出人自身生命的短暫，無論怎樣講，這都是令人傷感的，但是，因“分離”而惆悵在毛澤東又隻是短暫的一瞬，他立即著手從“分離”的現實中以人為中心尋找新的意義，於是，颯颯秋風之中，重陽的菊花格外芬芳，即將到來的肅殺時節倒比春天更讓人著迷，其實，與其說這是大自然的春光，還不如說是詩人精神世界的春光，是詩人的“我”重新塗繪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