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波德萊爾
李金發自己說是受波德萊爾與魏爾倫的影響而作詩的。這是事實：中國詩壇迄今為止也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長期於黑暗中號啕，在荒塚邊躑躅，在腐屍上呻吟；像他那樣大談死亡、宿命，大談“世紀末”無法根除的憂患，“在意識上，李先生的詩多描寫人生最黑暗的一麵，最無望的部分，詩人的悲觀氣氛比誰都來得顯明。”——因此，也很少有人像李金發那樣接近波德萊爾、魏爾倫。
然而，若據此便說李金發是中國的波德萊爾、魏爾倫，或者說李金發詩歌就是波氏、魏氏的現代感在中國的體現，卻未免失之輕率，至少沒有理解潛伏在這些現代痛苦之下的“另一個李金發”。
李金發的真實靈魂是什麼樣的呢？我們不妨先讀一讀詩人的《題自寫像》：
即月眠江底，
還能與紫色之林微笑。
耶穌教徒之靈，
籲，太多情了。
感謝這手與足，
雖然尚少
但既覺夠了。
昔日武士被著甲，
力能搏虎！
我麼？害點羞。
熱如皎日，
灰白如新月在雲裏。
我有革履，僅能走世界之一角，
生羽麼，太多事了嗬！
仍然是詩人慣用的佶屈聱牙的詩句，但主體精神卻似乎不是現代主義的：詩人欲自比拯救世人靈魂的耶穌教徒，卻立即自覺“太多情”了；想象做力拔山兮的打虎英雄，而又自慚形穢地“害點羞”。“我有革履，僅能走世界之一角”，人生短暫，七尺之軀，一抔黃土而已。這裏似乎透出一股稀薄的“現代味”，但統觀全詩，詩人還是相當有主心骨的：“感謝這手與足，/雖然尚少/但既覺夠了。”微笑中的自信自持，頗具浪漫派風采，而隨遇而安，自得自足，“獨善其身”，卻又是典型的民族傳統心理，這尤其是最後一句：“生羽麼，太多事了嗬！”
再對比一下波德萊爾的自畫像，我們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我是傷口，同時是匕首！
我是巴掌，同時是麵頰！
我是四肢，同時是刑車！
我是死囚，又是劊子手！
我是吸我心的吸血鬼，
——一個被處以永遠的笑刑。
卻連微笑都不能的人
——一個被棄的重大的犯罪者！
從詩中見出，詩人要做的不是炫耀自我的自信自足，恰恰相反，他要攪碎這個自足自圓的狀態。“我是傷口”，但並不尋找一個療治的避難所，相反要與匕首為伍！“我是巴掌”，但並不迎擊作惡的他人，我就是惡，我打的也是自己……為了自我的解放和發展，人類創造了文明，然而文明一旦建立，卻成了人自身的枷鎖、牢籠。這個愈見清晰也愈見殘酷的現實教育了自波德萊爾以降的現代西方人，他們對人的自身的永恒性、穩定性的傳統信仰破滅了，籠罩在心中的是叔本華式的兩難陰霾、無所適從的悲劇性體驗，因而任何的自滿自信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幻夢而已。
這樣，波德萊爾的“我”就成了反諷的自嘲自虐的“我”，李金發的“我”卻是自持自信的，完完整整的。痛苦歸痛苦，號啕歸號啕，李金發心靈深處的那塊理想的、光明的空地卻是守護得好好的，與現實的腐朽無幹。詩人的眼前不時晃動著新世紀美麗的光環。世界雖如“蜂鳴”般喧囂，讓人煩惱，讓人坐立不安，但是，我們仍可能“徐行在天際”、沐浴於陽光（《給蜂鳴》）。這與波德萊爾滿眼的醜惡破碎不一樣。況且，李金發所有的文化傳統也不允許他把世界人生一眼看個穿。這樣的詩句是李金發不會有的：“虛無也將我們欺騙？/一切，甚至死神也在/對我們說謊？”（波德萊爾《骸骨農民》）
麵對這個醜惡的病入膏肓的世界，波德萊爾的理想隻能在遙遠的依稀的彼岸，隻能在迷離的幻覺中：“當我再睜開火眼觀照，/看到我恐怖的陋室，/大夢初醒，我心中感到/被詛咒的憂傷和尖刺”。海市蜃樓，去來匆匆！而李金發的理想卻要現實、紮實得多。“遠遊西西利之火山與地上之沙漠”這個要求並不過分（《給蜂鳴》）。那個下午的暖氣也是呼之欲出的：“擊破沉寂的惟有枝頭的春鶯，/啼不上兩聲，隔樹的同僚/亦一齊歌唱了，讚歎這嫵媚的風光。”（《下午》）欣然投入某個現實角落的懷抱，這倒是浪漫主義詩人的情愫了。
如果說，無家可歸是現代主義者的共同苦惱，那麼李金發倒不是沒有“家”，而隻是一位迷路者，有著“遊獵者失路的叫喊”。
因而，作為一位尋覓者，一位暫時受挫的孤膽英雄，他也有必要保護自足自信的心態，也不大可能產生那種自我分裂的感覺。
詩人還以為：“嗬，我所愛！上帝永遠知道，/但惡魔迷惑一切。”（《醜行》）看來，並非“上帝死了”，倒是摩菲斯陀在遊獵者的歸途中樹立了一麵麵“鬼打牆”。世界的破碎，是魔鬼的肆行，“一切成形與豔麗，/不是上帝之手創了。”（《醜》）世界原來也是和諧的，“我的孩童時光，為鳥聲喚了去：/嗬，生活在那清流之鄉，/居民依行杖而歌，/我閉目看其沿溪之矮樹。”（《朕之秋》）苦難是不測之禍，我們也盡可以向上帝哀告、哭訴（《慟哭》），希望雖如“朝霧”，但畢竟還是希望（《希望與憐憫》）。
這樣，李金發也始終相信，這個世界盡管醜惡太多，但美並非隻是理想，他時常呼喚現實的美以驅散醜。“籲！這緊迫的秋，/催促我們amour之盛筵！/去，如你不忘卻義務，我們終古是朋友”（《美神》）。
這樣，我們就可以解開這個疑團。作為象征主義的李金發，一方麵受波德萊爾、魏爾倫的影響而作詩，另一方麵卻又認為與繆塞等浪漫主義詩人“性格合適些”。
繆塞就是一個不斷尋找理想又不斷失望的（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說）“天涯飄零”者形象。他有一顆孤傲的心，時常感到個體的“我”與群體的他人的隔膜。孤獨是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共同體驗，但浪漫主義的繆塞多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清高，這與李金發“我覺得孤寂的隻是我”（《幻想》）是契合的。
繆塞雖不斷失望，卻也時常勉勵自己：“我已決定遠走高飛，/走遍天涯的南北東西，/去尋找殘存的一線希望。”不斷地走，雖是行路難，但信念猶存。“對理想的追求可能使個人和社會都得到完善”，這就是李金發的“飄泊者”、“遊獵者”。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反封建、爭個性的時代主題始終或顯或隱地貫穿著。浪漫主義的理想光輝、個性主義也自然深孚人心（盡管作為一種完整的運動可能隻是短暫的），所以，正如有的研究者已經指出的那樣，中國20年代的現代主義者們多是站在浪漫主義的立場上取舍現代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