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澀”與“陌生化”
上麵我們試圖用中國知識分子九曲回腸式的傳統心理習慣來解釋李金發詩歌的“扭”勁和晦澀，但這也隻能適用於部分詩歌。羞澀扭曲的含蓄在現代多是中國人的一種深層心理，特別是李金發這樣的耳濡目染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他不可能時時都在羞澀、遮掩，人生之感受實在也沒有那麼多值得掩飾，藏而不宣的。看來，我們還得從詩人的整個心理結構上作一些探討，看看這些佶屈聱牙的詩句究竟是怎麼回事。
結合前麵兩節的分析，我們知道，李金發的心理結構實際包含三個層次，作為表層的現代主義意識，作為裏層的浪漫主義精神和作為底層的民族心理積澱。這三個層次的互相作用、牽製便構成了李金發這一複雜的主體意識。具體說來，民族心理積澱，最大程度地削弱著詩人的超越感、現代感和悲觀厭世，使之複歸於和諧寧靜的平衡狀態，而浪漫主義的樂觀精神也不斷銷蝕著“世紀末”幽邃的思索，引導詩人在自足自信中堅定地麵向現實。民族傳統心理又進一步改造滲透著這種自足自信，使其探索色彩大為減弱，這樣，表麵濃鬱的厚重的現代主義意識實際就被抽空著、瓦解著，成為一個外強中幹的空殼。或者也可以這樣說，現代主義是時代給予李金發的理性追求，而浪漫主義以及更深一層的民族意識則是詩人不自覺的追求。
“不自覺”，這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概念，它決定了詩人最真切最實在的人生感受，是詩情的全部魅力和意義所在；任何脫離開這一層次的語言都是空洞、抽象而虛浮的。
李金發的詩歌可以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意識與無意識、自覺與不自覺互相貫通。這時候，詩人或哭訴理想的渺茫、追求的阻礙，或構築自己的伊甸樂園，即便朦朧也韻味十足，即便不那麼好理解也可以給人一種“無底洞”的誘惑，發人深省，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詩多半不是那麼純正的現代主義，我們前麵所舉的詩多屬此類。李金發的第二類詩歌就嵌滿了現代主義的意象、色彩，但由於詩人自身多半失卻了“不自覺”的感性支撐，所以時常顯得意念化、抽象化。如果再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些詩歌的內在情緒是不連貫的，許多現代味是黏上去的。
比如，當對“時間”的現代性煩憂成為一種先驗的意念時，這一意象在許多並不涉及時間問題的情態中莫名其妙地鑽出來，就在那首公認的代表作《棄婦》中，也有“夕陽之火不能把時間之煩悶/化成灰燼……”全詩的情緒還是基本連貫的，也不是說這裏的煩悶就完全與時間感無幹，但“時間”這個詞，冒得太唐突，太抽象，太紮眼了。在西方現代主義不可勝數的時間憂患詩中，所有的“時間”都是具體的、可感的、切實的，是一個內涵豐富的立體物。李金發還有一首《時間的誘惑》，這本身也是一個內腹開闊，可以充分挖掘的題目，然而讀完全詩才知道，詩人對時間到底有哪些“誘惑”，又如何“誘惑”，其實知之不多，每每蜻蜓點水，點得再多，水也沒有上來多少。
超感覺地人為拔拽，最終破壞了全詩的情緒氣氛，造成詩情血液中的許多癌塊，這種例子在李金發那裏是不少的。比如稱風和雨是世界的“何以”，春夏秋冬是世界的“然後”這種理念化的比喻（《我認識風與雨》）；“我愛無拍之唱/或詩句之背誦”（《殘道》），這樣毫無必要的別扭的句式。有時詩人還有意追求一種哲學味，如“語言隨處流露溫愛/但這‘今日’‘明日’使我靈/兒病倒了”（《北方》）。然而，西方現代詩歌的哲學感並不是用哲學的概念連綴起來的，它是融入詩人的血液之中，從詩人最平實最真切的體驗中“蒸餾”出來的。
不管是哲學意識還是現代精神，優秀的詩歌總是以一個“整體”來實現的，如果其意義隻能靠幾個現代味的專有名詞來實現（甚至還打上引號讓人注意），那將是一件可悲的事。大家都愛引李金發的名句：“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不錯，句子是精彩而極有現代主義感受的，但可惜在那首《有感》中也隻有這麼一個孤零零的句子了，而且很難想象它是怎麼鑽進去的。這倒好像是中國古人的一種作詩方式，偶有佳句，再前後補綴，“詩眼”很醒目；隻是若“有感”的隻有這麼一句，那還是不要勉強補綴的好。
依照李金發的思維方式，“晦澀”就肯定是難以避免了。馬拉美曾說：“晦澀或者是由於讀者方麵的力所不及，或者是由於詩人的力所不及。”李金發詩歌的“晦澀”效果可能兩者皆是。這實際是問：中國讀者的現代感受有多少？而李金發自身的現代主義精神又有多少？
或者有的同誌要以現代詩歌的“陌生化”趨向為李金發的“晦澀”辯護。不錯，波德萊爾當年提出“音樂旋律”就是為了與日常的熟悉的語言加以甄別，馬拉美更是宣揚“詩必須永遠是一個謎”。從象征主義到表現主義、形式主義這一自然貫通的發展中，詩歌愈來愈走向語言形式的推敲，愈來愈渴望打破規矩的正常的語法框架，追求一種新異的感覺。李金發的文白夾雜，是否也是這個思潮的一部分呢？
回答是否定的。但是李金發詩歌的語言似乎沒有“陌生”到點子上。比如在現代社會，漢語的邏輯性較弱便是一個缺點，但李金發恰恰是竭力利用了漢語構詞的靈活性（文白雜糅）、省略的多樣性，無限推廣，結果反而暴露了民族語言的缺陷，弄得斑斑駁駁，亂七八糟。
有的學者已經提供了這樣一個信息，李金發中文、法文都不怎樣，半通不通。這其實就是他不能很好地感受語言以致作出失敗性探索的內因。
當年李金發是針對中國新詩形式“無治狀態”而創作的。但他卻忘了象征主義詩人瓦萊裏在探索新異的形式時，仍然強調：“旋律毫不間斷地貫穿始終，語意關係始終符合於和聲關係，思想的相互過渡好像比任何思想都更為重要……”可見，李金發也沒有很好地理解象征主義的形式理論，他的形式進一步擴大了本來就零碎的概念化的思想之間的距離。
不過，話又說回來，李金發早在20年代初就開始了這種探索，其精神仍然是相當可貴的。隻是由於種種原因，詩人不可能取得如後人希望的那樣大的成果，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關於李金發，長期以來貶得太多，幾乎沒有一句實實在在的好話，這裏限於選題（文化比較），也作了一些較多的批評，但筆者仍然認為他是中國現代詩歌史上一位相當特出的、富有內涵的詩人，許多東西還有待人們去進一步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