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傅天琳那些清新真摯的詩篇就是她心底流出的“抒情曲”，那麼，重慶，這座“被揚子和嘉陵挾持著”的古城就是在這些樂曲中浮起的“音樂島”。重慶，煆造了傅天琳那獨特的詩魂，賜予她豐富的靈感，又始終牽動著她的感情，浸潤著她的思想。無論傅天琳走到那裏，大興安嶺、西伯利亞，還是巴黎、萊茵河，重慶的意象總是不時遊動在她的視野裏。重慶人的氣質、風格，巴渝文化的自然風物、人文景觀，就這樣與傅天琳的詩歌追求緊密地聯係了起來。
一
傅天琳與巴渝文化的聯係首先是生存意義上的。
傅天琳，川西資中縣人，但對她的人生產生深遠影響的卻無疑是巴渝文化的中心重慶。在重慶，她接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學校教育。之後，她的人生足跡踏遍了幾乎整個重慶城，從偏遠的縉雲山園藝場、遠郊區的北碚文化館，直到市區的重慶出版社。在她走向成熟的過程中，曾經和無數的重慶青年一樣，經受了勞動鍛煉。“家庭出身問題”等等一係列的人生事變，使她切切實實地體驗了在中國特定的政治風潮的裹挾下，巴渝文化的生存環境給予個人的種種痛苦與不幸。但又是在農場勞動的19年間，傅天琳完成了文學的啟蒙，走進了一個瑰麗動人的詩的王國。巴渝文化的靈秀之氣被她納入到自己的精神結構之中，決定了她最重要的生存形式和生存方向。在這個詩的王國裏，又是那樣一些智慧而爽直的重慶人給了她最初的、也是至關重要的幫助。重慶這座城市連同它所代表的巴渝文化的生存形態都在傅天琳那裏烙下了自己的鮮明的印跡。當她學會用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時，巴渝文化的山水風情、生存麵貌就很自然地被攝入了這一藝術的境界之中。
因此，在傅天琳的詩歌創作中，到處活躍著她個人的生存形象——準確地說，是她在巴渝文化環境中的生存形象。我們看到了縉雲山上蒼翠的樹林（《樹枝》、《綠葉》等），婉轉的金絲雀，川東丘陵的特產柑橘（《枯葉》等），甚至柑橘研究所裏的科學實驗報告（《蜂與蜜》），看到詩人“在長滿苔蘚的山崖上”驚喜於人間的真誠（《偶遇》），一對“牛鬼蛇神”的後代因愛情而生出的煩惱《愛的追逼》），一頓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團圓飯”（《團圓飯》），看到她給女兒穿上親手做的裙子（《你穿上媽媽做的裙子》），帶著弟弟“去九園吃包子”（《弟弟》），為她得了癌症的母親到處尋找草藥（《半枝蓮》），看到了當肝病糾纏的時候，詩人“輕輕的昏迷和甜甜的呼喊”（《往事》），看到坐在碼頭上，“心事如潮滾滾而來”（《心事》）……與重慶、與巴渝文化環境相聯係的詩歌作品就占了一大半。特別是她的早期創作，如詩集《綠色的音符》、《在孩子和世界之間》的全部及《音樂島》的1/2均是詩人對現實生活的直接生發和提煉。傅天琳在重慶生活的主要經曆，包括果園勞動、失母之痛、愛情婚姻、生兒育女等等事情都相當清晰地映現在了她的詩歌作品裏。
按照傳統的批評標準，傅天琳詩歌的這一特征似乎就應當被稱之為“現實主義”。姑且不討論這一術語在當代詩學中的確切性，我認為它倒是部分地反映出了傅天琳詩歌的思想內涵：不喜歡作抽象的抒情、絢爛的幻想，她的情感都與一定的寫實性因素相結合，特別是1987年以前的創作。也就是說，傅天琳比較傾向於表現巴渝文化的實際生存景觀，表現她個人在這一文化氛圍中的具體而細微的感觸。
對人的基本生存狀態的深切關注，也形成了傅天琳在新中國第二代詩人群體中的獨立地位。20世紀七八十年代交替之時，這一剛剛湧現出來的詩人群體曾被人稱之為“朦朧詩”派。現在看來，這實在有些誤會。他們當中不少詩人有不少作品實在談不上什麼“朦朧”，而其中傅天琳的詩作就更是如此。因為，任何一個熱愛生活的人都很容易進入到她的藝術世界，都不難感受到她所描繪的巴渝文化的生態景象。
二
傅天琳生活在巴渝文化的生存環境當中，又努力表現著它的真實形象。這樣巴渝文化的精神品格也就深深地感染著她、鑄造著她。傅天琳的詩歌創作比較生動地顯現了巴渝文化的精神風采。
在中國地域文化學的意義上，巴渝文化曆史悠久、內涵豐厚，且又與比鄰的蜀文化、夜郎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甚至遙遠的越文化相互影響，要準確地剖析它獨特的文化品格實在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勝任的。但是，從“死”的曆史傳統與活生生的現實生態相互結合的這個層麵上，我們還是可以作出一些粗略的分析和概括：巴蔓子自刎“以頭授楚使”（《華陽國誌》）、釣魚城浴血保衛戰，這都生動地體現了巴渝人那頑強不屈的人格追求。素以幽默風趣著稱的川東戲曲表演、民間文學又似乎顯示著巴渝文化那開朗、樂觀的一麵。這無疑構成了巴渝文化的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