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1章 傅天琳與巴渝文化(3 / 3)

在傅天琳的眼裏,浮現著的不是對死亡和生命本身的思考,詩中仍然是一個“寫實”性的鏡頭:英雄如何在洶湧的波濤中拯救他人。我們似乎沒有理由去要求詩人該怎麼寫,不該怎麼寫;但是,作為不無“苛刻”的文學批評,我們也真誠地盼望著傅天琳也能帶著她那敏銳的詩心突進到一個更為恢宏的生命的領域。

其次,我們也應當看到,巴渝文化的寬容、開明畢竟不是壞事,當詩人在這一平和的文化心境中不斷接受外來文化的新信息,當這些新信息聚集到一定的數量,就會對整個係統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甚至在最後完全改變了原來的文化精神結構。這也表明,隻要有恰當的時機與合適的環境,巴渝文化仍然具有自我改造的潛力。當然,所謂“恰當的時機與合適的環境”,主要還是針對這些“文化人”的個人素質而言,在於他們能否把握住這一自我改造的時機,盡可能地接受新的異質文化的生存環境。

我們看到的正是一個不斷進取、不斷開拓、不斷追求的不曾“凝固”的傅天琳。從“果園”到“大海,”從“大海”到“大洋”,從東方到西方,傅天琳作為一位現代詩人的優秀素質越來越多地表現了出來。

在傅天琳詩歌的“文化蛻變”過程中,我們看到至少已經存在了這麼三個環節:

一是從“果園”到“都市”。果園詩人的傅天琳滿眼皆是生機勃勃的柑橘、蘋果、橙子、翠鳥、金絲雀,她的個人情感掩蔽在這片茂密的大森林裏,還來不及更自由舒展地開掘內在的精神世界。但是,年輕的生命畢竟渴望自由、渴望發展,詩人終於“顧不得整整一座果林的挽留”執著地飛向了新的天地。

二是從“都市之內”到“都市之外”。大都市五彩繽紛的生活極大地豐富了她的內心世界,嬌兒繞膝的歡樂熨帖著她的心房,傅天琳開始較多地表現著生活中的自我,表現著人的情緒和思想,她的視線不再為那蔽日的濃陰所阻擋。特別是《音樂島》及《紅草莓》的“新年電話”一輯更是記錄了傅天琳一連串的“遠足”的印跡。大興安嶺、雁蕩山、西子湖、紹興城、呼倫貝爾、加格達奇,“都市之外”向傅天琳展開了一個無限廣闊、無限豐富的空間,當然也給人無限的啟示,異域文化從思想和藝術兩個方麵極大地豐富了詩人的創作。

三是從東方到西方。傅天琳隨作協代表團的西歐之行對她的思想成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這當然不是說西方文化一定優於東方文化,而是說西方文化對於傅天琳所熟悉的巴渝文化乃至東方文化而言,無疑包含著許許多多新的精神養料。西歐歸來,傅天琳的詩風發生了迄今為止最顯著的變化。1990年詩人的自選詩集《太陽的情人》問世,其中的第五輯就選錄了這一變化之後的代表作。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溫軟飄逸的作品少了,慷慨激昂的作品多了;柔柔的抒情少了,冷靜的思考多了;即興賦得的短章少了,氣勢恢宏的長構多了。昔日天真活潑的女孩子被“實質”所拋棄,“純潔和崇高使你放射出悲壯之光”(《太陽的情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值得她信賴,值得她一訴衷腸,“現代障礙透明如冰品”(《孤島》),風花雪月的人生彌漫了矛盾、對立和不穩定(《風花雪月》)。在《逝川》、《艾柔巴伊》和《海》中,傅天琳對宇宙、人生某些較為恢宏的思考讓人震撼。

熟悉了“果園詩人”那特有的天真明淨,人們也許會為傅天琳的這一變化感到驚訝,甚至不無遺憾。我們也不能說這樣的變化就一定代表了傅天琳所要達到的那種“大詩人”的未來。但是,顯而易見的是,任何一個詩人都必須完成這樣的“文化蛻變”。巴渝文化也並不是凝固不變的。在現代社會,巴渝人應當為它的“現代性轉化”努力探索。探索不一定都能成功,但探索本身卻是必不可少的。